胡彬彬：1959年生，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曾尋訪我國5000多個傳統村落，致力于推動中國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入選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第二批國家“萬人計劃”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等。

　　岳麓山下，一座老建筑的頂樓，記者見到了剛結束田野調查回來的胡彬彬教授。

　　年過花甲，胡彬彬還是喜歡經常帶著學生去做田野調查；一年中，至少200多天待在村里。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胡彬彬的工作始終處于滿負荷的狀態，他以平均每年不少于140個村落的節奏，累計尋訪了5000多個中國傳統村落。

　　“絕大多數關于傳統文化的記敘，都能在村落里找到具象的傳承”

　　“傳統村落承載了無數歷史文化信息……”胡彬彬甫一張口，便是老本行。

　　他的辦公室立著一根挑柴的纖擔：高約2米，中間似扁擔，兩頭像彎月，木頭制成，兩頭扁擔與彎月處的連接處用竹鞭編成的圖案十分精美。這是他從湖南城步苗族自治縣的侗寨里帶回來的，是明代侗族男性的勞動工具。

　　胡彬彬給記者講述了來由。山里的侗寨建筑別具一格，屋門只有閂，沒有鎖。家中男主人如果出門打獵、砍柴，就會將纖擔斜放在門前；女主人如果不在家，門前放置的可能就換成竹籃，或掛上一根紗線。

　　“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古人對勞動生活的態度，這個纖擔里都有答案！”胡彬彬說，“絕大多數關于傳統文化的記敘，都能在村落里找到具象的傳承，但文字記載非常有限，村落的天地廣闊無邊。”

　　堅持近40年的田野調查，胡彬彬“白天找實例，晚上找文獻”，不斷有新發現。

　　2016年，胡彬彬和同事劉燦姣在湖南江永縣發現了長江以南地面建筑中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壁畫作品之一——水龍祠壁畫。壁畫面積達到380平方米，比此前《中國美術史》中記載的77平方米最大壁畫大了幾倍，對瑤族文化研究有極大幫助；在對湖南靖州發現的“群村永賴碑”進行考證后，他又用一年半時間，走訪調研了碑文中提及分布于湖南、廣西、貴州三省區五縣的24個苗寨，最終寫出《靖州“群村永賴碑”考》，確證此碑為目前我國古代較早的、具有完整立法構成要素與意義的、有關少數民族婚姻制度的地方立法。

　　幾十年來，尋找“活”著的文化，在傳統村落中“尋根”，是胡彬彬不變的信念。當胡彬彬眼觸手摸這些奇跡般幸存于村寨中的古代民居，走入廳堂，摩挲著家居實用器物，那些瀕臨倒塌、破敗廢棄的牌樓、族氏宗祠的梁柱、門扉、窗欞，成為他一次又一次創新性研究的靈感來源。

　　北至黑龍江省黑河四嘉子滿族鄉東、西四嘉子村，西至新疆烏恰縣吉根鎮托闊依巴什村，南至海南陵水黎族自治縣黎安鎮南灣村，都曾留下他的足跡。

　　“書中對古代鄉村的描述，在下鄉途中感受越來越清晰”

　　世代居于湖南雙峰縣的胡家人，基本上只從事兩種職業：郎中或私塾先生。

　　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小知識分子家庭——胡彬彬這樣定義他的成長環境。小時候，他接觸的是家族里藏的幾萬卷古籍、書畫；再大些，他跟著行醫的叔爺爺走村串戶治病救人。叔爺爺治病不收錢，作為報答，那些村民會偷偷塞個雞蛋、一塊紅薯給年幼的胡彬彬。“溫良恭儉讓，這些傳統美德，就這樣植入幼年的我心中。”

　　1978年，胡彬彬進入邵陽師范專科學校（現邵陽學院）學習。畢業后，胡彬彬進入邵陽市政府，當了一名公務員；他的上級是個“泥腿子干部”，常帶著他下鄉。“雞棲于塒，柴門犬吠，書中對古代鄉村的描述，在下鄉途中感受越來越清晰……”胡彬彬說。

　　那時，胡彬彬開始大量撰寫與村落、文物、工藝有關的論文。2001年申報文博與工藝美術系列高級職稱，胡彬彬是唯一一位以公務員身份、破格獲得此系列正高職稱的獲評人。他后來也被南京博物院聘為研究員。

　　胡彬彬說，“從參加工作起，傳統村落就是我魂牽夢繞的領域，這個廣闊的天地并不比任何書齋遜色。”

　　“傳統村落的文化保護、研究與振興，正面臨新的機遇”

　　2003年，胡彬彬來到中南大學創建了“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終于不再是一個人戰斗了。”在中心，胡彬彬對學生的要求是“三在”，即在課堂、在書齋、在文化現場。在課堂或書齋，需要簽到、打卡；去文化現場，要進行長達幾個月的拉網式考察；或者是時間不定的主題任務，發現新情況就即刻開展深度調查。

　　那時候，胡彬彬發現自己的研究正面臨一些挑戰：不斷加速的城鎮化，使得傳統村落在不斷消失……

　　“每個村落都是正在續寫的文明史。”胡彬彬說，親臨現場，才能獲得一手信息，他和團隊的研究從實物資料和親臨現場實地調查著手，完全靠雙腳“走”出了研究成果。

　　近40年來，他考察的足跡遍及全國各地，時常青燈伴孤影伏案勞作……胡彬彬寫下300多萬字的考察札記，拍下近20萬張數碼照片，手繪近千張傳統村落建筑式樣圖，撰寫研究專著十余部，在海內外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各類研究論文80余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