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紙傘,這個常常被認作可代表煙雨江南獨特又浪漫的文化符號,對于客居杭州的制傘人余萬倫而言,則意味著一項肩負著歷史傳承責任的、扎扎實實的手藝活。2011年,余萬倫受杭州手工藝活態館之邀,從瀘州遷居杭州生活,在同樣與油紙傘有著深長淵源的煙雨之地傳播油紙傘文化。這項冠以“瀘州”之名的制傘技藝便得以走出瀘州,傳入江南地區。
奇藝巧制的今時之困
余萬倫來自四川省瀘州市分水嶺鎮,這是一個有著四百多年油紙傘制作歷史的地方。瀘州縣志記載,早在清光緒八年,當地的油紙傘制作已經初具規模:“瀘制紙傘,頗為有名。城廂業此者二十余家。崇義分水嶺亦多此者,而以分水嶺所制最佳。”鼎盛時期,制傘作坊多達一百余家,從業人員上萬人[1]。正是這樣一個制傘歷史悠久的地方,保留了油紙傘最為精良、完整的制作技藝。
一把油紙傘的誕生可謂天時地利人和之事。蜀地盛產優質楠竹,這種柔韌性、可塑性極強的竹料是制作傘具的不二之選。竹料與歷史悠久的桐油加工工藝、古法綿紙制作工藝巧妙配合,形成了制傘最為基本的原料組合。一把油紙傘的誕生絕非易事。要想做出品質精良、經久耐用的油紙傘,那么,從竹材的精挑細選開始,到傘具細微結構的打磨制作,再到石版印刷、涂抹桐油、陰干晾曬,都仰賴經驗豐富的制傘師來把控、調整每個環節。
至清末,瀘州的油紙傘制作技藝已經相當成熟,傘業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當地大業。然而,這項傳統制傘工藝延續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無可避免地受到了新型制傘材料與技術的沖擊。輕巧便攜、易于產業化的現代鋼骨傘逐漸占據了消費市場上風[2]。與之相比,傳統手制油紙傘制作周期長,且沉重不便攜,多種原因使得這項技藝的傳承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繼往開來的匠人堅守
對瀘州油紙傘來說,2008年可算是轉折性的一年。當年,瀘州油紙傘制作技藝首次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單,也是迄今為止唯一列入國家級非遺項目的油紙傘制作技藝。此后,瀘州油紙傘背后的復雜制作工藝也慢慢開始走出瀘州,以全新的方式進入大眾的視野。
技藝與文化傳承的道路上,瀘州油紙傘第七代傳承人余萬倫是個頗為特殊的人物。令人驚訝的是,這位生于1984年的制傘師,已經跟隨家族學習制傘三十余年。2006年,余萬倫22歲,他正式拜師舅父,也就是油紙傘制作技藝第六代傳承人畢六福先生,從此接下了延續傳統制傘技藝的接力棒。
余萬倫同每一位非遺傳承人一樣,都面臨著傳統技藝與現代技術間的沖撞。余萬倫選擇了直面傳統技藝的危機。從地理環境、風俗習慣上來看,杭州的確是瀘州油紙傘文化傳播與活化的適宜之所。同四川瀘州一樣,杭州氣候濕潤,雨水豐沛。雨傘,自然也是杭州人生活中的必備品。同時,江浙地區自古也有本地制作紙傘、油紙傘的傳統,江南人對油紙傘文化并不陌生,加之他們往往對隨身用物頗有講究,瀘州油紙傘的到來也就順理成章了。這樣的環境為余萬倫制作油紙傘、傳播油紙傘提供了契機。
不過,起初在外人看來,把瀘州油紙傘的制作工藝帶到杭州似乎有些“多此一舉”。余萬倫回憶起十二年前踏上來杭火車的那段經歷。當時,車上的乘務員得知余萬倫要去杭州“做傘”,便疑惑道:“杭州的傘那么漂亮,你們還去杭州做傘?”這給了原本信心十足的余萬倫帶來不小的沖擊,也讓他開始反思:來自瀘州的油紙傘何以在杭州安身立命?
余萬倫的思慮并非多余。杭州作為旅游城市,固然為油紙傘的宣傳、售賣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但是,匆匆往來的游客往往沒有時間深入了解這項傳統技藝,更多的人僅僅將油紙傘作為手工藝品,而非日常隨身攜帶的雨具使用。余萬倫知道,如果油紙傘不能發揮它的使用價值,就會失去這門古老手藝最根本的精神:油紙傘是中國古人從自然中取材,憑借精巧構思制作而成的經久耐用傘。四百多年間,油紙傘的制作工藝經過幾代人的反復總結,幾乎已經無懈可擊,這也是余萬倫最想要傳承下去的東西。
從紅傘到“竹隱”
余萬倫深知,當代人已經很難在嚴謹成熟的制作技法上創新、改良。如果尋找新的材料替代竹與紙,必將丟失瀘州油紙傘制作技藝的真意。就這樣,余萬倫將突破的目光瞄定在樣式風格的改造上,力求在延續古老技藝的基礎上,加入江南一帶的審美趣味。過去,油紙傘的圖樣應婚嫁習俗而生,一般多用紅、黑、白等,表達喜慶祥和的寓意。龍鳳呈祥、百鳥朝鳳、二龍戲珠等經典圖樣的“大紅色”是瀘州油紙傘的標準形象。如何讓瀘州油紙傘更好地融入當下,是余萬倫一直思考的問題。而后,“竹隱”系列便應運而生。“竹”取自傘的用料,而“隱”則意味著潛藏在傘中的巧思,也是整個系列最能體現創新的所在。撐開“竹隱”傘向上望去,傘下的人便會發現傘面別有洞天:皮紙中嵌入的新鮮草木枝葉綻放而出。“竹隱”系列一改過去的大紅圖樣,巧妙利用了紙張半透明的特性,讓自然光得以透過傘面,明亮雅致。扎染工藝也賦予油紙傘以新貌,清新的藍色與當季植物相輔相成,輕盈靈動,更與煙雨朦朧的景致相襯。余萬倫希望自己的手藝能給用傘人的生活帶來一些別樣的溫情。
長久的陪伴是油紙傘最大的魅力所在。為保證每一把瀘州油紙傘的品質,余萬倫經過一番考察后,仍然決定使用四川當地的毛竹作為制傘的原料,且毛竹須在每年農歷10月份后采伐。為了制作“竹隱”,他往往提前幾年備好竹料。傘面的用料也毫不含糊,仍然采用三層紙加一層紗的傳統標準制作。講究,是余萬倫對傳統工藝至深的敬畏。
高昂的成本決定了真正的瀘州油紙傘無法量產,它只會是少數人群的選擇。余萬倫深知這一點。他堅持用最完整的技藝呈現品質上乘的油紙傘,同時,為每一把瀘州油紙傘的使用者提供終身保修服務。在余萬倫的工作室中,放置著幾把用過八年乃至十年的油紙傘。隨著時間的流逝,傘面的顏色經過氧化后微微泛黃,比起新傘更多了幾分獨特的精神和韻味。淡黃的傘面與竹制傘撐、傘柄的原色相互映襯,更顯古雅清麗。余萬倫拿起一把八年前制作返修的傘,指著傘柄上控制傘面開合的竹跳開關說:“這種兩邊開槽的‘雙跳’更容易使傘柄破裂。為了延長傘的使用壽命,我們六七年前就改為單跳了。”正是這樣一個微小的改動,見證了余萬倫對油紙傘實用價值的守護。這些老傘回到余萬倫的手中,再經他的修補,得以延續生命。
再入尋常百姓家
來到杭州后,余萬倫聽到了更多對瀘州油紙傘看法的聲音。他坦言,當下,人們對油紙傘既有好奇,又有疑慮。問得最多的問題莫過于:油紙傘到底能不能用?能不能遮雨、抗風?余萬倫往往會向來訪者耐心講解瀘州油紙傘堅實耐用的原因。這些好奇與疑慮的背后,一方面是大眾對油紙傘缺乏了解,以為油紙傘只是弱不禁風的裝飾品,另一方面也隱現了油紙傘推廣的困境。
一直以來,余萬倫關心的是:作為一項國家級非遺的制傘工藝,對于人的日常生活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推廣油紙傘也成了余萬倫日常工作的重要一環。他的瀘州油紙傘工作室坐落在杭州拱宸橋西岸的杭州手工藝活態館。那里是他日常制傘、售賣以及接待油紙傘制作體驗者的綜合空間。不少游客或對油紙傘制作感興趣的觀眾會前來體驗。由于制傘工藝難度極大,未經嚴格學習的體驗者往往無法接觸到真正的制作環節。好在,余師傅的現場制作為到場的參觀者提供了了解油紙傘制作技藝的絕佳機會。大到傘架的穿制,傘面糊裱,上油,小到刻鉆竹片,調整傘架間距,油紙傘制作的整個流程需要經歷大大小小九十多道工藝。這項絕藝的精妙正呈現在制傘師靜默卻充滿溫度的雙手中。
為了讓油紙傘進入老百姓的視野,進入日常生活,余萬倫也做出了一些割舍。他介紹說:“在杭州售賣的油紙傘,既有與專門門店合作的高檔油紙傘,嚴格按照瀘州油紙傘的標準打造,也有工藝簡化了的一般油紙傘。”前者往往由余萬倫親自選材制作,后者則可以由徒弟們完成。這樣一來,瀘州油紙傘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有了更多在尋常人家“出鏡”的機會。
在自媒體時代,余萬倫亦嘗試在新的媒體平臺上推廣瀘州油紙傘與制傘技藝,讓更多人親眼看到、了解這門技藝,感受油紙傘的沉淀下來的精神重量。余萬倫的線上推廣目前尚在嘗試階段,他坦言也曾有過碰壁的經歷。對任何一門傳統技藝而言,傳承與推廣都要依靠幾代人的努力。盡管挑戰重重,余萬倫在這一問題上仍保持著開放的心態。與他手頭的制傘工作一樣,油紙傘的推廣也是一項需要耐心、細水長流的事業。對此,余萬倫始終秉持著對手藝這門事業的信念:“只要手藝還在,一切都不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