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越，女，現任首開集團所屬北京市古代建筑設計研究所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經理，北京市老城保護房屋修繕修建技術專家委員會專家組組長，主持故宮永壽宮等古建的修繕設計，并用中國傳統建筑的修建方式，參與設計了武漢歸元寺圓通閣、廣西南寧暢游閣等；多年參與北京老城歷史文化街區胡同四合院的保護和有機更新。她努力用中國傳統建筑技藝去修繕古建，也在探尋中國傳統營造之法如何在當代煥發新機。

　　鐘樓北望約百米，密密麻麻的四合院叢林中現一古觀。近瞧，其大隱隱于民居之間，難以找尋；遠眺，可以看到它的屋檐遠高于周圍建筑。

　　資料記載，宏恩觀那片地，在元朝就建了寺，叫千佛寺，后來幾經易名，一直到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慈禧太后的近侍太監劉誠印出資，在其舊址上建了宏恩觀。

　　歷史的風雨里，宏恩觀做過廠房、菜市場，也做過咖啡館。現在，它老了，它的“診斷書”上寫著：“大木構件開裂、槽朽、拔榫等；墻體局部開裂、磚石構件缺失……屋面局部生長植物，導致瓦件碎裂……”

　　首開集團所屬北京市古代建筑設計研究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古建所)的建筑師們為生病的宏恩觀開出診斷書，也開出了藥方。但這藥方寫得并不容易，他們回到歷史中，去一點點扒取前人的智慧，去考究這座古建的歷史，復原古人修建的營造技法。

　　古建所黨支部書記張越說，古建設計師們除了用中國傳統建筑技藝去修繕古建，也在探尋中國傳統營造之法如何在當代煥發新機，也就是守正和創新。“我們古建從業者需要做的，就是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擦亮歷史，培養居民的文化守護意識，從而改善并提升區域的文化環境。最終希望能夠形成星火效應，使老城重拾往日風采。”

　　給古建治病

　　西邊的幾間廂房已經被一座現代廠房代替，登上廠房的二樓，可以看到宏恩觀最高的帝君殿屋頂的側面山花板，屋面的瓦片之下，斜鋪著博縫板，構成三角形式，中間是雕有紋飾的木質山花板。在博縫板上，有7組圓釘組成的梅花圖案，這個位置正好是檁(架在房屋的梁上托住椽子的橫木)的位置，一組釘對應一棵檁，露在外面的釘頭裝飾有帽，組在一起看起來就像梅花的樣式。“我特別喜歡這個山花板，呈現出的木材質的肌理和鐵件，代表著歲月的痕跡和滄桑，特別美。”張越說。

　　現代人習慣了鋼筋水泥的建筑。而在此前，中國傳統建筑以木結構為主，“木質構件在建筑上的運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張越介紹，河姆渡遺址里發現的草屋草棚中，“木質構件已經作為支撐的結構構件出現了。”常被人們提起的，現存國內最高的木結構建筑應縣木塔，高65.84米(2021年測繪)，始建于遼(1056年)，是世界上現存最高大、最古老的純木結構樓閣式建筑。

　　中國傳統的房屋建筑是怎樣的？很多建筑師也只是在中國建筑史的書籍上看過它們的照片。若問怎么建造成的，就犯了難。揭開帝君殿房頂的筒瓦，“屋面基層的工藝比較特殊”，傳統的屋頂大多是在木質望板上先做護板灰，之后泥背、灰背再瓦(wà)瓦。“但帝君殿用的工藝不一樣，椽子上面是很薄的石板，石板上面是白灰。”這種屋面做法在張越以往的修繕經歷中沒有遇到，“但據了解寧郡王府也是這種工藝。”

　　他們堅持古人用什么修繕工藝修建，現在也要用這種修繕工藝修復，“雖然表面看不到，但當后人再打開修繕時，要讓他們看到準確的清代的工藝，不能把這段歷史信息給修沒了，要把文物和其中蘊含的文化，真實準確地流傳給后人。”

　　宏恩觀是北京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每處修繕工作需認真仔細。他們找來了相關的古建專家，了解到這個工藝做法在故宮里有用到。然后根據現場石板的厚度、材質，添配原材料。再通過實驗，研究使用的白灰配比，同時記錄在案，“為后人再次修繕留依據、做準備。”

　　這是還能看到原來樣貌的地方，如果原本的樣貌已經缺失了，要怎么修？古建所建筑師魏華主要負責宏恩觀的修繕設計，他指著帝君殿的“臉”說，“這三扇門、兩扇窗戶，此前都沒了，這是最難修復的，不能憑空造。”他們就到歷史里去，去找老照片、找舊物件、找文獻資料。最后，在后廂房的角落里找到一頁殘窗，是斜方格樣式欞條的窗扇。他們就依照傳統的技藝、傳統的樣式給帝君殿做了新的隔扇。

　　“在一個建筑上并存多種形制的彩畫，讓帝君殿備受關注，因此彩畫的保護和修繕也是工程的重點內容。”張越說。帝君殿檐下額枋上的金龍和璽彩畫的顏色已經陳舊，木基層也裂了三大道，數小道，但依然能看清其紋理樣式，對研究、展現清朝的繪畫技術有利，被清理除塵現狀保留了下來；東配殿的額枋上的彩畫無存，只剩下發黃的木基層，對此做了復原設計，根據現場其它遺存和清代的規制樣式復原彩畫，但中間專門留了一塊，露出木基層原來的樣子，“告訴大家，沒修之前是這個樣子的。”魏華說。

　　把北京老城當作一個文化傳承的整體看待

　　宏恩觀“站在”了兩個胡同的首尾，門前的石碑上刻著“豆腐池胡同21、23號及張旺胡同2、4號”，它的前面是鐘樓彎胡同。這些胡同，張越基本上都摸了個遍，“如果說北京老城里的故宮、王府是耀眼的紅花，四合院就是襯托紅花的綠葉，也是必不可少的。”

　　1999年，24歲的張越大學畢業，從江蘇徐州來到了北京。當時他們的辦公地點在地安門東大街附近的一個大院子里，張越記得有天早上，她沿著后海，從德勝門走到地安門，路過煙袋斜街，不知不覺走進當時還是居民院的廣福觀。層層院落和建筑的細節吸引她向里走去，一只鸚鵡說著“早上好”。走出來看到居民早起往街上潑水，迎著朝陽升騰著水氣，她被深深地吸引了，“這個畫面代表了北京老城的煙火氣”，這和她之前住的樓房生活截然不同。

　　等工作久了，張越能一眼看出散落在胡同里的老院子，被房子上“做法講究”的磚雕、大門吸引，慢慢體會到胡同和四合院的珍貴，“就像懂行的人看古董，能從一堆不起眼的東西里挑出珍貴的老物件。”

　　再后來，在不斷的調研中張越發現，老城里的每個區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比如，東四和西四在明清時期，官宅居多，院落規整、規模較大；什剎海附近因水道形成街市；崇文區域手工業聚集，平民較多，院落規模相對較小；宣武地區多各地會館，融合了南北各地的建筑特色等。

　　2018年前后，張越帶領團隊參與《北京老城保護房屋修繕技術導則》的調研和撰寫工作，“老城建筑豐富多樣，給導則的撰寫帶來了不少困難。”導則對院落和建筑按風貌評估進行了分類，不同類別的建筑對應不同的修繕技術標準，包括不同的宅門、墻體、門窗形式都有細致的總結。

　　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胡同里的居民向往現代生活。張越介紹說，在首開集團三眼井項目共生院“一院一策”的方案設計中，他們和城市更新的管理人員一起，通過一次次現場踏勘，和原住民、未來的使用方交流，溝通需求，反復修改討論方案，直到原住民和使用方都滿意為止，實現“共生共享”。

　　“對有一定價值的傳統風貌建筑，我們希望能進行保護修繕。”在一個項目中，張越遇到一棟勾連搭屋頂的建筑，方案原定的是更新，但來到現場勘查時，直覺告訴她“這棟建筑是傳統風貌建筑，價值較高，不是普通民宅。”但翻閱資料沒查閱到相關信息。她和房管部門的工作人員一起說服居民，在保證結構安全的情況下，用文物修繕的工藝標準，不落架，更多地保留原結構和原構件，居民同意了。“沒準哪天就查到這個房子的歷史了，還好它還在。”

　　導則實施過程中“也有人質疑修繕標準是否太過嚴格，但如果把北京老城當作一個文化傳承的整體來看待，它里面的歷史信息都很重要。”張越說。

　　“行，入門了。”

　　張越留著一頭過耳短發，看上去優雅干練。“很忙”是多數人對她的評價，她一天的時間被按小時分割給不同的項目，眼神中流露出疲憊。但說話時聲音輕快，語調總是上揚，喜歡笑。

　　她身后的柜子里塞滿了各種建筑的書，采訪時她專門提到宋代李誡寫的《營造法式》，“建造”在古時被稱為“營造”，“最初連古文都讀不順，我工作十年后才敢看這本書，才慢慢能看進去。”張越大學學的是建筑專業，但當時大學里教的是現代建筑設計體系，關于中國傳統建筑，她只上過一門中國建筑史，教材是薄薄的一本書。在張越工作5年后，梁思成于1944年完成的《中國建筑史》才首次出版。

　　選擇從事古建行業也許是性格的原因，“人一生的精力是有限的，想選一個可以長遠穩定發展的方向，”大學老師告訴張越，“古建好，不溫不火，但能做長久。”

　　她工作的第一個月，任務就是看《中國古建筑木作營造技術》這本書。當時公司古建筑研究咨詢部主任馬炳堅，也是《中國古建筑木作營造技術》的作者，他的照片被印在書上，張越讀大學時曾在圖書館看過，見到本人只覺得親切。但馬炳堅太忙了，白天多數時間在外，張越只能在快下班的時候逮住馬炳堅，拿著自己白天看書積攢下來的問題向他請教。一個多月后，當張越問出“側角”和“升起”的做法時，馬炳堅說：“行，入門了。”

　　建筑是一門實用型的學科，書本上的東西到了古建現場，有時候也不那么靈光了。那時候張越經常聽到現場施工的老師傅拿著圖紙喊，“張越，你這設計的不對啊。”她也只能低著頭認，“我和這些有經驗的工匠師傅們現在都還有聯系，他們都是我的老師。”

　　收徒拜師仍是古建行業的傳統，張越拜了馬炳堅做師父，“但實際上瓦石、油漆彩畫等等，我都有老師，我現在遇到問題仍然要麻煩他們為我答疑解惑。”修繕宏恩觀屋面的時候，她專門請來了故宮古建專家李永革和古建瓦石專家劉大可，請教他們這屋面怎么修。

　　她跟著老師們，潛移默化地學到了這些東西，也會想著怎么傳承給下一代，她形容古建在她剛入行的時候就是不溫不火，現在也還是不溫不火的，缺乏后繼者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我怎么讓團隊里的年輕人能踏實的留下來，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如果我沒有帶年輕人，我等于沒有將這門技藝傳承下去”。張越也在用師父帶她的方法帶新人，將自己的所學毫不保留地傳遞出去，給年輕人更多的項目實踐機會。

　　紀超文于2015年在古建所實習，她讀研究生期間學的是遺產保護方向，跟著研究生導師做了大量山西傳統村落的調查。剛剛入行時，趕上修繕四合院的項目，她從設計一扇窗戶開始，“你會發現，小小的一扇窗戶也有很多講究，大到架構，小到裝飾細節，有尺寸講究，有文化寓意的講究。”她學得慢，她形容張越對她的影響是春風化雨般的，“很愿意傾聽我的想法，然后再去點撥，不會強加干預。”但又非常嚴格，“非常認真，有的圖紙改了5遍、10遍，一直到改對為止。”

　　“往上走，別往下看”

　　古建所的業務工作主要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像修復宏恩觀一樣，負責古建的保護修繕設計；另一部分是傳統建筑設計，從規劃到建筑組群，從官式到地方風格，從平面規制到空間錯落，設計中蘊含著文化，“我們一直在研究傳統風格與現代功能的結合”。張越提到，在技藝傳承上，他們堅持守正創新。“守正，是對傳統工藝技法的研究、總結和實踐；創新，對傳統方式的現代轉譯，也有對新材料工藝的運用。”

　　張越最常提及的是武漢歸元寺圓通閣。2005年，在馬炳堅的帶領下，張越及其團隊參與武漢歸元寺圓通閣的修建工作。當時，歸元寺大和尚提出要新建一座閣樓，不要現代材料，要用傳統的工藝工法修建中國傳統的木結構建筑。“這是他的一個宏愿，也給了我們難得的機會。”

　　這座建筑的難點和亮點是樓閣的建筑外觀有明三層，暗兩層，共五層，同時每層外觀都不同，“每層外觀的不同和變化，我們需要處理木結構本身的連續性的問題。比如，上層跟下層結構柱位置不一樣，上層的柱子下層是沒有的，那上層的柱子在下一層怎么生根？”傳統是怎么做的呢？團隊通過查詢資料，翻看研究實例，遼金時期的建筑有減柱造，在一層建筑的橫梁上置墩斗，然后把上層的柱子落上來。“簡單實用的方法，我們的創新就是把那些被遺忘的傳統工藝里的智慧重新撿起來，用在樓閣的設計上。”

　　2012年武漢歸元寺圓通閣完工，閣樓高51米，高度和黃鶴樓基本相當。除地下一層全部為石材外，上面的主體結構則由木材建成，無論梁、柱、飛檐，都是純木榫卯結構，不用鋼材、水泥。

　　隨著對古建行業越來越深的了解，張越關注到更多建筑設計以外的東西，“比如原材料的供給、工匠的培養。”古建“墻倒屋不塌”，木質結構是精髓，木材需要提前準備、控制含水率，品控如何把握？工匠的傳承問題也是這幾年張越接受媒體采訪時講得最多的話題之一，過去工匠都是師父帶徒弟，口傳心授，但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工匠的工作苦、臟、累，匠人自己也更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去接受比較好的教育，“這些問題不能只依靠政策，也需要我們古建行業內的人自己想辦法。”

　　她覺得自己離不開古建這個行業了，“是有感情的，也是一份責任，想把這些古建、古建技藝在我們這一代傳承下去。”

　　回想自己從業以來印象最深的事情，張越說，她能想到的還是自己第一次登腳手架勘查古建時的場景。當時她在老師的帶領下去歷代帝王廟的核心建筑景德崇圣殿勘查，從室內地面到天花板有將近三層樓高，他們要上去勘查。偌大的大殿里，張越沿著臨時搭建的簡易鋼管架子，和兩位老師一起爬到頂端，師父告訴她，“手抓緊，腳踩穩了，往上走，別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