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家都在熱烈討論水墨的相關問題,諸如“新水墨”、“后水墨”、“再水墨”、“水墨,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等文章及展覽好像20世紀中國曾經遇到的問題又一次被提到議事日程上面,真有點繼上個世紀20年代“反文人畫”、40年代“國畫民族性”、50年代“十七年國畫改造”、60年代“國畫階級性”以及80年代“國畫窮途末路與新文人畫”這些思潮后的又一次論爭。總結中國現代美術理論史的經驗,每一次思潮獲得起伏變革時候,水墨即國畫都在中間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為何水墨會如此脆弱和敏感地充當這一角色呢?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水墨作為中國民族藝術形式的代表,已經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成熟發展,這座大廈已經成熟地建立在那里,這條藝術線索是中國繪畫藝術者心中永遠抹不掉的一縷情思,就好像身處在異國人們鄉永遠對故土的懷念一樣。目前世界文化藝術發展過程中,“全球性”與“在地性”是一對孿生兄弟,可以說,在當代全球化的語境下進行的任何一種藝術推進都無法徹底與民族主義決裂,水墨及其精神的研究是探索中國藝術當代化進程中的一把有效“鑰匙”。另一方面,水墨又是藝術現代性過程中的一個“畔腳石”,水墨的傳統思想觀念和水墨有限的工具材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當代繪畫前進的路子。所以,不管在新文化運動時期康有為、陳獨秀對國畫的批判態度,還是50年代中國畫特別是中國花鳥山水畫遇到的冷遇,以及80年代大力推進西方文化過程的思潮背景下李小山對國畫的態度,這些都會牽扯到水墨這樣一些不得不回避的一個問題。水墨問題至今也是一個微妙的問題,為何徐冰在國際上有關水墨的一系列當代藝術作品能引起大家的關注,為何呂勝中的“山水書房”和谷文達作品也能被他國人們所注意,就是因為他們都很好地處理了藝術的“全球性”與“在地性”的關系。
當代水墨可以有廣義的和狹義的區分,狹義的水墨主要是用較為普遍應用中國畫的筆墨紙硯創作的繪畫藝術,題材和觀念上已經在傳統中國畫和現代中國畫的基礎上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廣義的指除了用筆墨紙硯創作畫外,還包括目前的水墨裝置、水墨影像、水墨公共藝術等實驗性的藝術形式。就目前的創作現狀來看,最近多年年左右當代水墨(狹義的)的一批藝術家逐漸成熟起來,比如李津、劉慶和、田黎明、劉國松、周京新、李孝萱、晁海、李世南、陳家泠、胡偉、邱志杰、林章湖等人以其獨特的風格和對當代社會的生活做了一定的回應。李津用艷麗手法畫了身邊生活中的小肚兜女人、食物,既有歷史的繼承性也有當代的視覺感;劉慶和以大尺幅也介入當代生活,已經使人意識不到其作品是國畫還是其他畫種的區別,正如陳丹青所說干脆稱劉慶和、田黎明是“人物畫家”而不一定是水墨畫家。這些畫家的作品已經與上個世紀周思聰、黃胄、劉文西、石魯等人的作品差別很大,其基本的特征是這些當代水墨已經進入當代生活的一種審美,不同于上個世紀民國時期和毛**年代的語境,大眾文化影響下關注大眾關注生活的趨勢還繼續在推進。在水墨裝置、影像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曾參加50屆威尼斯雙年展呂勝中作品 “山水書房”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是根據有限的空間把水墨藝術理解成觀念性的水墨“空間” 文化,并不是筆墨紙硯的純粹傳統國畫技術和國畫材料書寫的作品,呂勝中利用當代藝術中裝置藝術形式的方法制作出一個書架,該架上并置了滿滿的中外有關水墨或傳統中國畫的著作,巧妙地使這些書脊組成一幅較為完整的傳統山水畫。觀者或參與者任意在該書房的屋中欣賞山水畫和品味及研讀著作,按照自己想法自由從書架上翻閱書籍。最為重要的事,觀者取出的書通過閱讀后不能完全放在原來的位置,這樣原來完整的山水畫作品被打破,其書脊組成的圖像已經是新的圖像,從而重新叩問水墨的形式與精神。這件作品既有延續傳統水墨精神的觀念,也有批判分析的觀念存在里面,整體作品以新穎和特殊的語言體現東方藝術的在地性問題。同屆展覽中王澍“拆筑間”是將意大利古典式的建筑門廊改造成了中國“園林”式的門,從而把這次國家館的大門及走廊進行了中國式的改造,同時又利用院子自然光,用中國特有的黑白灰砌成了“墻與漏墻”,使走廊空間變成中國式的“院子空間”。這件作品既傳統而有當代感,突出了延續了中國建筑空間文化及水墨藝術的智能和神韻。徐冰的《芥子園山水卷》這件作品追問了最原始的產生之處視覺源點,徐冰也承認就好像倒錄音帶一樣重新回去思考,叩問原點。也就是說,他把中國繪畫幾千年來形成的程式作為文字一樣重新組合、重新拼貼。徐冰對“山水圖式”與“書法圖式”的理解并置在一起,它們之間的組合原理是有著異曲同工。比如一棵樹相當于一個書法的點畫,兩棵樹或者三棵以上的樹就相當于多個筆畫的組合成一個偏旁部首;一筆皴法也相當于一個點畫,兩筆或以上皴法就完成一個石頭或一座山的畫法,這座山又相當于另外一個偏旁部首。以此類推,云、水、點景等都是一樣道理只作為一個部首存在,這樣多個偏旁部首就組合成一個字,多個這樣的復雜組合就是一句話,一首詩或一篇文章……同樣的道理這些樹、山、水、云、點景等組合成一幅山水畫,從而訴求對“意”的傳達。這一點關系還是栗憲庭分析的到位:“對于本來屬于同一語言范式的中國書和畫,便由于書法字形和畫的物象程式這個唯一區別的隔墻消失了,結局是兩者變成了一個東西。”(栗憲庭《現代書法的質疑——“從書畫同源”到“書畫歸一”》,選自王冬齡《中國“現代書法”論文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4年11月,257頁。)潘公凱關于中國美術館的設計方案雖然落選,但是其設計不同于西方人如庫哈斯、努維爾的方案,他所做的國家美術館新館建筑方案具有明顯的中國水墨的特點。其行云流水的曲線薄面墻體穿插連接三館(中國美術館新館、中國工藝美術館、國學館三館)營造出一種無限感,這些設計與其從事中國水墨畫創作學養背景有著密切的關系。臺灣當代水墨創作主要受到“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從而導致藝術“在地性”與“國際性”處境的拉鋸式的轉變,可從臺灣劉國松等水墨畫特色中印證此到當代開放多元的藝術特點。
當代水墨創作取得了能說明問題的豐富材料,但是當代水墨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稍微滯后,相比較而言,高明潞所提出的的“意派”理論以其當代性的視角和“在地性”的思維特點成為這個時期重要的理論著作。“意派”是他在2007年提出的一個美學概念,正如其所提出的主張是一個“顛覆再現的理論”,是一個“理、識、形”和“言、義、象”共生契合的理論,主要延續了中國傳統水墨藝術理論的觀念,并且策劃的該展覽的藝術家基本上是當代藝術家,這些以藝術家作品涉及到繪畫、雕塑、裝置、建筑、影象等方面,他們的作品以其中國水墨藝術精神與當代寬廣的視角而凸顯出來,并且與其理論相得益彰。“意派”論雖然建立在傳統張彥遠等古代藝術理論家的理論之上,重要的是,它本身具有國際化的視角,意派的目標就是建立一種超越傳統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和后現代觀念主義的新思維,盡管如此,這個理論也遭到許多理論家的批判與爭論。曾經水墨創作出身的魯虹除了寫過不少關于水墨的文章并出版了一本《現代水墨20年》等著作,他還策劃了不少當代水墨方面的展覽,這能明顯看出他對水墨的情節,尤其能看出他對推動當代水墨發展做出的努力。他認為水墨藝術應該象油畫那樣去表達當下國人的生存藝術經驗,這種經驗又被他理解為為當代大眾文化和消費文化的一種形式,他要求水墨在“對公共圖象的借用”、“對現實意象性的把握”和在“超現實方式中呈現生活的本質”( 魯虹《清理實驗水墨》,載《藝術當代》2003年1期,上海書畫出版社)另外,太和藝術總監賈廷峰也對推動當代水墨做出了不少努力,他認為水墨是未來藝術品投資的潛力股。
總體認為,現在這個時候我們真的需要重新展開討論一下這些問題的時候了,原因是:第一,水墨這個國畫的當代命名獲得了充足的理論與實踐上的發展,在這20多年來,水墨的問題在理論上與國際性的藝術理論問題連在了一起,在實踐上獲得了題材與創作面貌的發展。第二,如今面對大眾文化在中國這20年左右的發展,水墨在商業性、創作速度以及對在地性文化的重新叩問等方面獲得足夠的發展,有其他藝術種類無法代替的地方。第三,不管是目前提出的“新水墨”、“后水墨”等提法都在試圖或急切地想為當代水墨在此時此地給以一個合法性命名,就比如當時的印象主義、新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一樣能有一個美術史的概念來回顧。我認為這些提法為時過早,我們不能簡單地用一個概念或名詞來涵蓋,只能通過一段時間的歷史沉淀以后來水到渠成的看待這段歷史。第四,水墨在當今的創作、拍賣、傳播以及教育方面還遇到很多很多的問題,比如創作理念的迷惑、市場的混亂、藝術教育方面幾乎“零就業”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