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版|
二維碼|
清劉熙載說：“書，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這句話曾被反復引用。事實上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按照要求來塑造自己，付諸行動，名副其實；一種是依此來刻意標榜，喊口號而已，名不副實。
以我對王衛軍的了解，覺得其個人氣質乃至生活方式，與自身的藝術態度協調一致，真正做到“書如其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是一個迷戀行走的人并不斷突破自己的人。”作品透露出文氣、雅氣，源于個人內在的文心。“在這個相對浮躁的時代，張揚個性的時代，如果說我的書法還有一點書卷氣息，我感到非常欣慰。所謂‘書卷氣’，大概就是劉熙載所說的‘士氣’，或者說是 ‘文人氣’、‘才子氣’。”衛軍的作品同時又有“英氣”和“虎氣”。衛軍出生項王故里，成長于西安軍校，在軍營里得到了常人無法得到的鍛煉和磨礪，“走過那段軍旅人生，我感覺自己多了一份踏實與責任，多了一份忍耐與執著，也多了一份厚重與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書家們要走出書齋，把目光從關注藝術和關注藝術市場的狹隘視野中解放出來，更加自覺、更加主動觀照自然、社會、歷史、自身，擔當起一個書法家的社會責任，通過人生的不斷豐富，來提升作品的精神品格和文化內涵，這樣創作的作品才會更具文化意義，更有藝術的穿透力、感染力，才能撐起這個時代書法藝術繁榮發展的天空。”故而閱讀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文氣與虎氣的共同作用，柔中有剛、剛柔并濟。我個人并不贊同書法只有書卷氣或金石氣，兼備而有側重。因為文人氣質普遍存在一個柔化問題，柔弱近媚、過剛易露，折中調和則不倫不類，難就難在這里。很多人學王羲之到最后出不來，變得媚俗，原因在于王字是“飄若浮云、矯若驚龍”，既有流利的一面，也有雄強的一面，簡而言之，就是“雄秀”二字，僅得之秀，難免變得單薄。這一點應該慎思。
任何書家都是生活在一定時空中的，對于時空的理解和把握至關重要，于王衛軍書法的解讀，亦由此入手。
從時間上來看，既有時間對他的磨練作用，也有他對時間的辯證理解。時間的作用簡單來說，氣質源于培養，需要長期積淀、濡染，非一朝一夕之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謂的“修”，就是濡染、浸泡。通常說“貴族氣質”一詞，強調的就是潛移默化。不過，側重的是強調文化理想、人格光芒、人格魅力，講究的是思想和行為的品質，并不是習慣上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地位的特殊性，那只是“暴發戶”。書家要做的是文化貴族、精神貴族。王衛軍能夠做到在行走中積累，在不斷的積累中思考。人只有站得更高，走的更遠，才能看到更遠更美的地方。王衛軍具有古典情結，追求古氣、古雅，認為書法不能是無源之水。孫過庭《書譜》中強調：“翰不虛動，下筆有由”，《松雪齋文集》中有句：“學書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筆之意，乃為有益。”但同時，“時尚”也是他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真正的時尚應該是具有深度的藝術氣質，從來不封閉自己，更不用說固步自封，關注書壇潮流的走向和變化，對自身加以反思，永不停息追求自我價值實現。
從空間環境來說，同樣存在對他的作用及個人的辯證理解。環境的作用無外乎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一方面，多元化社會中的藝術具有不可捉摸性，“筆墨當隨時代”，很多人只關注筆墨而忘記了自身，個人必須把握時代脈搏，否則無法跟隨時代；另一方面，一切言行都是當下的，特定的時代具有不可逾越性。書法的社會學轉型與書家專業化、職業化之間存在很多矛盾，書家的可塑性、可變性增大，要學會面對各種復雜多變的情況，按照個人氣質來塑造自己。人最不了解的就是自己，或者有一種可能，時常違背個人真實的心態。有一點始終需要面對——書法和現實名利的關系。佛教把眾生心態概括成“憂喜參半”。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每個人只要來到這個世界上，從出生那一天開始，就同時面對了死亡等不利的一切，需要面對利害得失。換句話來說，人的煩惱源于對未來的牽掛、掛礙，人總是希望在未來出現合乎自身意愿的結果。有鑒于此，衛軍借用圣嚴法師的話來告誡自己，就是“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放下便是。故而衛軍能夠在紛繁蕪雜、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中保持本色。時下書壇常常蔓延了一股模仿和炫技的風潮，有太多的媚俗和做作之舉，藝術手段與個人氣質極度背離，原因在于個人理念的迷茫和游離。跟隨時風、泯滅個性的創作比比皆是，俗趣不絕，滿紙浮燥。回到“書如其人”的觀點來看，衛軍除了注重自身氣質的培養，即“我”的凸顯，另一方面則是要關注“寫”，做到純粹的書寫。清人姚孟起曾言：“清則凈、凈則古、古則新”。“清”去“濁”，“凈”去“俗”。“唯俗不可醫”，炫技原本就是一種俗。書法要重視“技”，應該是大道基礎上的小道，否則就是小技、末技，重視技法，并不唯技法。“我一直是自覺不自覺地行走在書壇的邊緣，這樣既可有的放矢地參與書壇的一些重大活動，又始終保持著一定的審美距離，使自己不至深陷書法大潮的漩渦中。”要知道，書法是一輩子的修煉，保持距離就是保持自己。展覽充其量只是藝術之旅的一個個驛站，人生的目標在遠方。
衛軍作品的特點可以用節奏和自然兩個詞來概括。在中外文藝理論中，“節奏”是最早出現的概念和術語，《樂記》中就提出了“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的觀點。西哲柏拉圖《法路篇》中指出：“節奏即有運動的秩序”。從哲學的角度上講，節奏是空間和時間的基本形態之一。人類的一切活動離不開節奏。首先是培養良好的節奏感，加深對節奏了解的重要性，其次是掌握節奏的真諦，從根本上來講，是對自身松緊張弛的人體生理與社會實踐的有效把握。節就是節制，奏是表現，“奏”是生命的基礎，無論是晝夜的交替還是四季的變遷更或是潮水的起落中，都能感受到。當個人親身體會到自己呼吸時的節奏，以及心跳的步伐中領悟到存在。書寫猶如呼吸和心跳，才能夠做到自然而然。“自然”一詞在傳統乃至于現代生活中運用非常普遍。與真、善、美之類在現代學術譜系中因被反復引用而已經變得非常西化的概念不同，“自然”一詞并未被某個現代學科當作專門范疇，隱身于日常生活中，得以保留本身的“自然狀態”，保留較多的中國特性。“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蘊含了豐富的含義，從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莊，到儒家經學的終結者康有為，乃至古典藝術中的詩歌書畫等，無一不見證這一觀念的深厚源泉。對于王衛軍而言，不僅僅是自然的狀態，自然的書寫，而且也是自然而然的態度，自然的節奏，不假雕飾，書風平和含蓄、不激不勵、典雅溫潤、從容俊逸。
浙公網安備33010602010467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