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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普遍現象：炒家多、藏家少
時代周報：你認為東西方藝術品市場的差異性大嗎？
楊小彥：差別相當大，其表現就是，一，中國藝術品市場一直都處在某種混亂狀態中，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絞在一起，畫廊和拍賣行功能不分。很多時候，拍賣行還比畫廊要強勢，甚至代替了畫廊的作用。西方在這方面大概比較正常。
二，與西方和北美相比，最大差別是稅務政策。在西方，收藏藝術品是免稅的，這是一項很重要的稅務政策，導致許多財團和企業，還有一些私人機構，比如會計事務所和律師行之類，都有自己的畫廊，這不僅表達了他們對藝術的熱愛，最重要的原因是免稅。他們把收入中的相當一部分投資到藝術品市場中去，收藏藝術品，藝術品本身既可以升值，投入的資本又可以免稅，何樂而不為？正是由于有這樣一個稅務政策的支持，支持了西方企業對藝術品的投資。中國缺少這方面的有效政策，便無法真正有效地鼓勵企業和富人投資藝術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此外，隨著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擴大，藝術藏家卻越來越少，相反，炒家卻在不斷地增加。這些炒家其實并不是真正地熱愛藝術，他們只是在炒作。炒作和收藏，畢竟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和中國藝術市場的空間有很大的關系。比如說，張曉剛的油畫，1996年大概一萬到幾萬美金不等，2005年，紐約蘇富比第一次拍賣亞洲當代藝術品時，他的作品拍到了96萬美金。這個升值幅度當然極大地刺激了炒家的欲望，讓他們涌進中國藝術品市場，翻云覆雨。僅僅短短十來年，中國藝術品就升值到令人不可思議的程度，這說明，隨著藝術品價格的提高，炒家就會越來越多，而藏家則肯定越來越少。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現象，在中國藝術品市場，多是炒家，而在西方，我們看到的更多的則是藏家，他們收藏藝術品，也進行藝術品投資，但往往以收藏為主體。在西方，還有很多的大藏家，在他們即將離世時，就會把其一生的收藏奉獻給社會，建立私人美術館，回饋大眾。美國著名的古根海姆美術館，英國泰特美術館，就是其中的例子。但是，我們能夠期望那些炒家以后會做這樣的事嗎？這就是只有炒家而缺少藏家的悲劇。
時代周報：你覺得東西方藝術品市場的交流能否碰撞出火花？
楊小彥：在西方，他們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分得很清楚，也有很多富有經驗的收藏家。當然，我們也不能美化西方的這些藏家，因為他們在合理的范圍內，也有做炒作的事。在西方，收藏家兼炒家很正常，關鍵是其中的比例，以及其目標，包括目標背后的價值觀。因為人家的市場成熟，知道如何炒作藝術品，所以他們往往比中國人更敏銳地發現中國藝術品市場有利可圖的前景。
今天看來，不少拍賣到天價的當代藝術品，我想大概就是他們炒出來的，他們，也就是西方的那些目光敏銳的藝術品藏家兼炒家，很早就意識到市場的空間，他們比我們更會炒作，也正是他們進入中國藝術品市場，最后才造成了今天的現象。他們進入中國的藝術品市場，把市場炒起來，然后我們的一些收藏家追隨在后面，等到了某個拐點，人家就理性地退出了這個市場，甚至把作品拋售出來，讓中國后起的炒家進來玩。客觀來說，也許正是這些個有眼光的西方炒家兼藏家，是中國的藝術品市場最早的獲利者，而且是獲大利，而不是小利。藝術品炒到天價，就是其中的證明。
拍賣行和畫廊的同質化
時代周報：你認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游戲規則是否健全？
楊小彥：不健全，但又在逐步地健全之中。不過我要說，很多時候，可能不健全，至少不那么健全，才會有利可圖。健全了，大概就少利了。所以不健全可能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加上中國的藝術品市場中，有一些方式是國外市場沒有的。比如把藝術品貢品化，作為禮物送給關鍵的人，然后，自然會有人把這畫拿到市場中去，變賣掉，利益不就實現了嗎？這說明，中國藝術品市場圍繞著這些個貢品化的藝術品，存在著一個經濟的循環。這種現象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
其實，從事藝術品市場研究的人，包括那些對經濟有研究的人都知道，一個健全的藝術品市場，首先要把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分開，讓畫廊成為真正的畫廊，也讓拍賣行承擔拍賣行的責任。但實際上這么多年了，該呼吁的也都呼吁了，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還是不能分開，拍賣行不僅拍賣，而且還做畫廊。大家都明白，可為什么就是無法健全呢？很簡單，對于某些已經獲利、或者正在獲利的利益集團來說，不健全更好，更有利可圖。
時代周報：那么，在西方，畫廊和畫家的關系究竟是怎樣的呢？
楊小彥：我不是研究藝術市場的專家，只能憑印象來說。據我所知，在西方，或者以我相對熟悉的北美，很難想象藏家會自己提著一大包現金，跑到畫家的工作室去買畫。原因很簡單，你花了一大筆錢，對方收了，雙方就得為這筆錢付稅。可是藝術品不是免稅的嗎？為什么要和這稅過不去？所以，一般情況下，尤其涉及到比較大宗的藝術品交易，大家都不愿意用私下的方式，而寧愿正規經營。藏家通過畫廊尋找自己的愛好，畫家也通過畫廊銷售自己的作品，稅務全由畫廊辦理，這才符合市場運作的一般規律，包括規范市場的規則。這就是稅務制度的好處，讓交易放在明處，也讓稅收變得更加合理。在西方健全的稅務制度下，畫家和藏家都更愿意在畫廊這樣一個平臺中進行交易，而不愿意做私人交易。這樣一來，畫廊就起著非同小可的作用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畫廊也就成為了一種力量，資本的力量之一。如果一個藝術家明顯地或者過分地違反了畫廊的相關規則，他以后就很難再和畫廊—幾乎是任何一家畫廊，進行合作。在北美，一個畫家一開始就做商業畫，很難想象他突然會變成了做當代藝術的。跨越趣味有時是很難的事。所以西方的藝術家，一開始就要明白自己的定位，在什么層次上工作，因為一旦開始，改變是幾乎不可能的。這當然也和西方畫廊有明確的受眾有關。每個畫廊都有其受眾群，都必須針對自己的服務對象來組織展覽，再選擇符合這些受眾的藝術家。畫廊其實就一直在做藏家的工作。一家畫廊沒有穩定的受眾群，那還干什么畫廊呢？可是在中國，不少畫廊，商業、當代全都混著去做，沒有界限，沒有分類。再加上中國總有私下交易的現象，你又如何能讓畫廊正常起來？畫廊不正常，又如何讓拍賣行正常起來？
作為一個正常運營的商業機構，在我看來首先是跟制度有關系的。中國沒有這種市場制度，一級、二級全混在一起，不就說明制度的缺乏了嗎？
不過，可能靠呼吁也不好解決這個問題。我看不出來解決的前途。經濟學有兩個基本原則，一，人是自私的；二，人會依據理性而最大限度地獲利；三，劣幣淘汰良幣。從這個角度看，我以為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混亂，并不說明非理性，恰恰相反，可能本身就是一種經濟理性選擇的結果。從這一點來看，我不認為中國的藝術品市場是幼稚的，在我看來，中國藝術品市場的混亂，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也就是說，混亂更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
在博弈中尋求發展
時代周報：你認為兩種文化是否有融合的可能？
楊小彥：我不認為有融合的可能，因為制度有重大差異。不過，我卻覺得，彼此都有到對方的市場上去炒作的可能。如果這也是一種融合的話，那么，中西藝術品市場還是有融合的可能的。
時代周報：西方有什么可貴的經驗借鑒呢？
楊小彥：同樣是制度問題。藝術品市場是分為兩部分的，一是營利性的，二是非營利性的。畫廊和拍賣行是營利性的，收藏本身是不用繳稅的，但今年中國的畫廊和拍賣行就要繳稅。而美術館和博物館是非營利的，這種基金也是非營利的，一些財團也愿意把他們的錢投放在藝術基金會上。但在中國，這些基金會，包括藝術基金會，都是營利的。但在西方，在這種嚴格的制度下，我們就不能想象這種基金會會賺錢。
所以，如果中國的制度完善的話，美術館和博物館走的就是非營利性的道路。建設藝術性機構，就意味著國家撥款。第二，有財團的話，他們就建立基金會，然后把基金交予博物館和美術館的收藏。據我所知，美術館和博物館是有這樣的條款規定的。也就是說非營利性的這種制度是有的，問題是完不完善。如果是非營利性的美術館，那么收藏就不應該拿出來拍賣。
時代周報：中國的美術館在近幾年有沒有新的發展？
楊小彥：我們要持一個正面的態度吧，鼓勵和支持美術館的發展。雖說要有中國的特色，但要以美術館自身的特色去支持。倒不應該因為市場的混亂，就不去支持民營美術館，而且我覺得國家應該更大力地去發展。而這個民營美術館發展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中國要完善一個基金會制度，讓中國的基金會去建美術館，而不是簡單地投資。
時代周報：西方目前相對規范的市場游戲規則對中國有何推動作用？
楊小彥：中國市場的混亂可能是背后有操盤手。當混亂到一定程度的時候，邊際效益不能發揮，同時越來越多的東西因為混亂而受損的時候，規范化的訴求就會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聲音。然后，再往前發展，規范化本身更有利于包括這個操盤手本身獲利的時候，那么這個規范就是一種趨勢。我倒覺得中國是在按照緩緩的趨勢走，而這個趨勢的快慢也要取決于自己的狀況，但是這個趨勢的確是在緩慢地進展當中。所以從這個意思來講，我們能夠吸收一些國外的市場的好處，尤其是體制方面的特征，包括美術館的建設方面。我還是對未來持審慎樂觀的態度，我不期待天真無邪的慈善家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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