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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人收藏”的價值判斷
毫無疑問，“文人收藏”是中國文化藝術系統有序的保存與傳遞的一個重要形式。作為一種精神生活方式，它產生、發展的前提，是物質滿足之后，精神上的文化自覺。依托于長久的封建社會制度與社會族群觀念，和官僚體制緊密相連，與文人藝術、知識傳承緊密相關，形成了一種具有高度精神化、自覺化、圈子化特征的文化現象。
文人收藏在收藏行為方面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它是一種實踐和理論互動的文化現象，或者說文化運動。實踐上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藝術創作的實踐，二是文化、藝術品搜集、購求、庋藏、傳承的實踐；理論上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于藏品的著錄、研習、學理傳播，二是收藏這一行為的記錄、評判和研究。
文人收藏之所以能夠形成一種文化現象，就在于它始終是理論和實踐的互動。一方面是不間斷地搜集和庋藏，一方面也有不斷地理論總結和歸納。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文人收藏以及其所產生的文化影響，不是一個單向的線索或是一個簡單的模塊，而是一個具有著復雜性聯系的整體。
所以，今天談論“文人收藏”，不能把“收”與“藏”作為唯一的標準。文人收藏的發展是一個文化現象。雖然，“收藏”這一文化現象的歷史進程，在當代并未停止，但是，“文人收藏”群體所依托的種種基礎已不復存在，導致“文人”群體的消失，那么，關于“收藏”的討論，應該允許也需要一種更廣闊的視角和多維度的展開。而不僅僅是收藏者將自身比附為“文人”，也不僅僅將收藏者局限于必須是“文人”。由“人文收藏”而取代“文人收藏”，強調知識、欣賞基礎之上的文化性，將顯得更為科學和實際。
實際上，自從明末商品經濟興起以來，“收藏”的歷史事實就已經告訴我們，可以有不同于“文人收藏”的另外多種“商人收藏”、“市民收藏”等等的收藏文化。這樣一來，無論從歷史進程來看，還是放置于當代社會，對于收藏文化的探討，就不僅僅是歷史的研究，也不僅僅對一種逝去現象的追慕，它應該獲得一種真正有助于當代實踐的認識。
結合當代收藏活動的實踐和一些理論總結，文人收藏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第一，就是通過文化價值判斷輸出的權貴主義。按當代的通俗說法，就是“圈子化”。“圈子化”通常被認為是身份、文化層次、經濟實力等等的概念，其深層則是文化價值的判斷。這一特點導致了傳統文人收藏強烈的排他性，藝術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如，中國收藏史上，雕塑、工藝、壁畫一直未能躋身于上層社會的藏家視野，尤其是在漢族統治的大一統王朝，從來沒有獲得比書法、繪畫更高的地位。中國雕塑與繪畫雖同屬于造型藝術，它們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卻大相異殊，與繪畫相比，雕塑則只是工匠們的“皂隸之事”，在傳統的觀念中，一直沒有把雕塑看作是一種與繪畫同等的藝術形式。相對于傳統文人書畫作品記錄、品評的文獻浩如煙海，對于中國古代雕塑、壁畫等藝術形式作為“匠作”藝術的偏見，沒有一部象樣的工藝、雕塑、壁畫論著，因為中國古代的雕塑、壁畫等藝術品，長期沒有納入到藏家的視野之中，嚴重缺乏應有的史實記述、美學發揚和理論總結。在近代西方文物考古觀念輸入以前，除了部分碑刻、青銅器等作為金石文獻的特征而有所重視之外，中國古代優秀的雕塑、壁畫、工藝等藝術傳統，普遍沒有因為“收藏”而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揚，這不能不說是“文人收藏”視野下的一種極大缺憾。
第二，傳統文人收藏的另一個特點，是基于“權貴”心理意識基礎上的秘藏、家傳心理。“寶愛”心理下的注重私藏和秘而不宣。千年的文人收藏歷程，大多如此。這是一種類似于許多“手藝”中，“傳男不傳女”式的自私、扭曲心理。雖然這種“宜子孫”、“子孫永寶之”的珍愛行為在最大的可能上充分保護了文化藝術品的完整，但也帶來了其價值的嚴重失落。使得許多藝術品在相當長的某些時間段落內，不能為社會的藝術創作實踐和其他文化行為，帶來應有的影響。由此，還帶來了收藏史上的另一風氣：物質、精神雙重私欲占有基礎上，不顧藝術標準與歷史事實的驕矜自愛、唯我獨尊，使得收藏自我神秘化，這是中國收藏文化中遠未引起重視的，令人厭惡的惡劣習氣。如果我們把中國的收藏史大約地分為兩個層次：文人收藏和民眾收藏，這一“習氣”的惡果，在文人收藏那里，就體現為維護權貴和文化封鎖；在民眾收藏層次上，則體現為由神秘化，甚至是欺騙手段下，對經濟利益的赤裸裸追逐。并且，民眾收藏中的這一習氣發生作用的根源，正是出自于文人收藏的“權貴意識”。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認識到文人收藏與整個中國收藏史發展的一個關系：文人收藏作為一種官方之外的主要收藏風氣，因為其參與者主要是身為官僚機構參與者的官員、士大夫，他們的認識和態度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官方收藏的視野。所以，“文人收藏”所代表的精神，實際上就是中國古代收藏傳統的主要精神取向。在魏晉以來文人收藏興起之后，藏家的認識和態度，實際上導致了中國美術的走向，文人的游目騁懷、寄情達意和宮廷藝術成為美術史的主流，而美術與民間文化的血肉聯系與良好交互，逐漸被隔離而漸行漸遠。文人收藏的缺陷，也因此脫離而被進一步放大。
所以，在當代談論“文人收藏”這一命題，需要清楚文化價值判斷的一些基本問題。即使是在精神層面，而不是技術層面的呼喚回歸或繼承，也需要理性地分析應該用什么樣的態度、什么樣的方式，整體性地糾正文人收藏歷史上的那些弊端。當然，在經歷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結束到現在的一百多年的現代化轉型之后，尤其是推翻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三座大山之后，上世紀80年代以來思想解放之后的收藏文化內部，早有新鮮的一種力量在做自我的替換和調整，截至當代，尚未有足夠的理論建設思索，尤其是文化意義上的理性反思和批判。盡管百年間對于收藏文化的討論從未間斷，但是多數是以傳統收藏和西方以贊助人為話語體系的收藏展開的。在今天，中國的收藏文化研究，有這樣的條件和機會，我們完全有條件也能夠有充分的現象、事實和典型例證，來供我們總結出新時代的收藏文化特征，建立一種不同于文人收藏和宮廷收藏，也不同于贊助人概念下的新的收藏文化。
二、當代收藏的文化命題
如果要使近現代以至當代的收藏活動，可以如古代的文人收藏一樣，上升為一種文化(也即無經濟功利狀態)，首要的是建立起一種現代理性與傳統學術的聯系，使得傳統中的一部分有益的精神價值，真正活化到今天的收藏活動實踐和理論思考中來。這大約有兩個過程。
第一，真正找到新的創造的收藏實踐方式、方法、目的。尤其是收藏者自覺的，作為一個文化追求者、參與者個體的主體價值。以往的事實告訴我們，可能沒有一個時代的收藏家個體的行為，是重復地遵照前人的。每一位收藏家的庋藏過程和手段，可能都是充滿變數和機緣的，在不同的時代，收藏者有不同的目的、方法和手段。比如，乾隆時代，有以積聚庋藏為特征的的清代宮廷收藏，同時期，則有“以散為聚”(所謂“以散為聚”主要表現為以刻書、外借的方法把書存之于世、揚之更廣，清代乾隆年間藏書家鮑廷博，即是“以散為聚”方式收藏的代表，盧文弨《微刻古今名人著作疏》評論鮑廷博刻書說：“于人世一切寶貴利達之外，復不私以為枕秘，而欲公之。”)為特征的收藏行為，究竟哪一種，對當時社會和后期歷史更有價值？這是值得思考的。
所以，收藏文化在不同的價值觀下，甚至有著截然相反的手段。這一矛盾性在當代收藏活動中并不少見。是盡量藏之深閨以妥善保存，確保留之后世、澤被未來的保險方式(所謂留存文化火種的秘藏方式)，還是盡量地示之世人(如以建立私人博物館或者捐獻公立博物館等機構的方式)以達到廣泛傳播，實現藏品的價值？在中國當代，可能還有一段時間存在這樣的矛盾和焦慮。在以“我”(滿足自我實現)為中心和以物(滿足藏品價值實現)為中心的兩個極端上，當代的收藏家，還沒有找到一個實現藏者主體位置和價值的方法。這是需要我們今天的收藏家警覺和思考的問題。要實現收藏是一種文化，必須從根本上解決“收藏為什么”的問題，否則，談論收藏文化是沒有根源的，至少從目的性上來說，沒有真實可信的來源。這樣的收藏，只是功利主義的與文化相關的活動，談不上是“收藏文化”。
第二，立足過往的收藏文化經驗和今天的收藏現實，來解決問題，找到今天收藏文化的位置。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國家，其古典時代的文人收藏或官方收藏，對于人類文明產品的珍視與記錄、研究，在發展過程中都創造了有效的成果，可以作為人類共同的經驗和財富。談到“文人收藏”，這是中國的傳統，在與古代宮廷收藏對應的當代官方收藏(如代表國家、政府的博物館、美術館)體制相對固定的情況下，“文人收藏”的文化傳統，可以作為今天的收藏實踐和研究當代收藏的一個精神支撐，可以作為我們今天建立收藏文化的一種動力源泉。實際上，不單單在收藏領域，在當代全部社會生活中，中國古典的社會倫理和生活價值觀，以“據于德、游于藝”為基礎的理念構成的生活思想，都在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他們所需要的，是讓當代開放的社會生活和物質條件作為一種觸媒，誘發其潛藏的活力。
當代收藏文化的形成，有古典收藏文化和西方收藏意識兩翼可以參考、借助，但它所依靠的決定力量，需要從內部自發形成，而不可能依靠古典文化或者是西方意識下的方法論輸導。
三、“文人收藏”精神的當代活化
怎樣使我們今天的收藏活動，在面對“文化”高度的命題上，能夠得到更充分的支持，有兩個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在當代的收藏活動中，怎么樣能夠體現出“文人收藏”中的有益精神。比如，藏品對于傳統文化繼承的導向教化、尊重敬畏作用(如作為文化延伸的建筑、書畫、文獻作品)，美學意義上的升華和完善(如石、木作為普通物事的文玩收藏)，對于過去時代記憶的物證作用，以物性收藏為基礎形成交游友誼和集體性開放觀賞等等。
對于“中國收藏”傳統，我一直強調收藏的“物”之外“人”的關系問題。中國的藝術收藏，從來就是一種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友好關系。中國是一個人情的國度，在傳統藝術的領域內尤其體現得充分。比如，當代藝術市場拍賣中，常有宣紙廠、筆廠、墨廠等單位為上款的畫作出場。因為他們攜帶種種物品，周轉于各藝術家之間，以物易畫。對于畫家尤其是名畫家來說，他們的繪畫材料、工具，甚至是其他種種，常能通過繪畫作品實現“物物交換”。許多畫家因為創作的特殊要求，與繪畫材料提供者甚至成為朋友。發展到后來，收藏者喜歡直接面對藝術家購買作品，而不是走向畫廊或者拍賣會，所以，藝術家“前店后廠”式的經營是中國藝術市場的一大特色。在明清時代文人畫家的筆記、信札之中，這樣的記載很多。這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交易方式，帶有濃濃的人情意味。
但是，當代許多研究者在論析明清之際商幫與文人藝術家之間的關系問題上，普遍采用的“贊助人”概念，實際上不能準確表述中國式收藏的藝術家與“贊助者”之間的應有特征。在物質利益的交換之外，中國文人藝術家與商人之間，普遍存在一種溫情脈脈的，精神層面上的交際關系，雖然在有些時候，這樣的交際建立在物質與金錢的基礎之上。在中國的傳統中，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人類的文化上的心理慰藉需求以及慕古的精神追求息息相關的。時間變化改變的是人事，不變的是人心。如傳統對于精神產品認識的極致：“敬惜字紙”的觀念，其背后是數千年的中國文人尊崇、敬畏文化的精神，這種精神經由文人的擴張，而成為全民都嚴謹恪守的道德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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