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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廷杰：吳老師您好，從“美術同盟”到“雅昌”，再到“藝術國際”，您從媒體的角度見證了藝術界的浮浮沉沉，對于存在的問題還是比較清楚的。近年，“青年藝術家”話題成為藝術界討論的熱點，對于“青年藝術家現象”，您是如何看待的？
吳鴻：我的觀點，在前段時間寫的那篇名為《被透支的未來》的文章中已經說的很清楚，至于后來有人在微博中刻意斷章取義地曲解我的觀點，我覺得要么他們作為當事人心里有鬼；要么就是在沒有完整地看過我的文章的情況下，受到了那些曲解我的觀點的人的誤導。
你提到的“青年藝術家現象”，我覺得這個問題的提出就有問題，因為年齡是一個自然現象，隔個三五年就會有一茬“青年人”冒出來，你會覺得預告是一個話題嗎？至于在歷史的某個階段確實有某些“青年文化”的現象被提出來，那是因為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提出了一些與前人不一樣的觀點，而且對于當時的時代社會文化進步確實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它視為一種“青年文化現象”，比較近一點的就是在文革以后，當時的年輕一代在人文思想和文學藝術方面對于那個時代的積極推動作用，是作出了超越他們前人的貢獻。而這些，對于今天的社會狀況而言，我并沒有看到！所以，我認為今天突然有人提出什么“青年藝術家現象”就是一個偽問題。但是為了回答你的問題，我姑且從三個層面來回答。
首先，青年是社會的未來，這是一個永恒的命題。所以，我提出了對于目前過分商業化的炒作“青年”概念的質疑，并不是漠視和抹殺青年的價值和意義，這是一個本質性的區分。有些人刻意地把對于商業炒作“青年”概念的質疑曲解為壓制青年藝術家的展出機會，進而惡意地煽動類乎“族群”之間不同年齡段之間的誤解和仇視，其實恰恰是暴露了他們作為這場商業炒作的參與者的事實。
其次，青年是一個成長的過程，這也是一個自然規律。如果我們助長那些押寶式的對于青年藝術家的風險投資，不僅僅是對于藝術發展的傷害，同時也是對于那些投資人的不負責任。微博上有個人說的很幽默，這真是一個“算命佬式的展覽”了。
其三，“青年藝術家”之所以有活力、有朝氣，是因為他們在還沒有完全進入商業化的狀態下，對于藝術還可以保持著一種自發的實驗精神。反之，如果過早地讓他們徹底進入市場，并瘋狂地進行商業包裝，其結果只能禁錮了青年人的活力和朝氣。我去紐約的切爾西畫廊區參觀的時候，一個朋友帶我去看一個年輕藝術家的個展，那個一個非常不錯的展覽。剛好藝術家也在，是一個非常本色的年輕人，說話還帶著一種靦腆的神態，騎著一輛破自行車，你會覺得這樣的年輕藝術家狀態非常真實。反之，你再看看國內，很多藝術家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被市場和輿論捧到了一個不應該有的位置上，你覺得這樣的藝術家還能保持著一種自然的心態從事藝術創作嗎？
齊廷杰：
《被透支的未來》文章一經發出即在微博上引起廣泛討論，您當初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文中的觀點含蓄的表達了對于這種資本運作模式的擔憂，可以深入的談一下嗎？
吳鴻：寫這篇文章的初衷其實很簡單，就是要明確地反對那些披著“學術”的外衣來對年輕藝術家進行過分的商業化炒作。這里有個討論的前提，就是對于年輕藝術家的扶持與商業炒作“青年藝術家”的概念是兩回事。扶持年輕藝術家是要支持他們對于藝術語言和藝術精神的實驗態度；而過分的商業炒作“青年藝術家”概念，其目的是為了快速地將年輕藝術家的創作市場化、金融資本化。所以，盡管可能會受到一些人的誤解，我仍然要明確地反對那些過分的對于年輕藝術家的商業炒作行為。因為，這不是給年輕藝術家的正常展示機會，而是扔給了他們一塊被毒汁浸泡過了的骨頭。
過分的金融資本化，對于藝術市場和藝術創作的毒害，我們今天已經看的非常清楚了，但是，這種傷害目前可能還只是影響到四十歲以上的藝術家。實際上，對于那些目前四十歲以上的“成功藝術家”而言，金融資本已經榨盡了他們的市場剩余價值。這個時候，就像在股票市場中一樣，當藍籌股的價值已經所剩無幾的時候，資本就會炒作那些創業板。對于那些目前四十歲以上的藝術家而言，在他們的創作生涯中畢竟還有很長一段的不太受市場左右的自由創作階段，而對于年輕藝術家來說，特別是那些畢業還沒幾年的青年人，過分的商業炒作之后的影響及破壞性，可能會超過之前資本炒作四十歲以上藝術家的危害性。青年藝術家確實需要機會，但是如果僅僅用這種商業炒作的方式去影響到他們對于藝術的理解和創作的方式，那么這種危害性或許不會反映在目前的中國藝術界，而如果按照這種方式進行下去的話，可能說起來極端一點，過十年、二十年以后，我們很有可能察覺到這個時代是沒有藝術家的。如果心平氣和的去看待我提到的問題，其實也是對藝術市場投資的一種保護，因為任何一種前瞻性的藝術投資都是希望投在優秀的藝術家的身上。試想，如果這種投資反而變成了一種對于自己投資預期的破壞性作用，到底對于它自身是有利還是有弊呢？
說到這里，還有幾個概念需要搞清楚。我們在說到資本這個概念的時候，它和我們一般意義上說的商業、貨幣、藝術市場是有本質性區別的。固然它們之間有聯系，但是這種聯系并不能混淆了內在的本質性區別。我們反對建立在資本的金融化運作基礎之上的商業炒作，并不是反對藝術品市場和藝術品收藏，或者是正常的藝術品商業模式。正常的畫廊機制和藝術品拍賣機制在西方已經試驗了很多年，這也是規范藝術品市場的一個必要基礎。而藝術品的商業屬性，在人類社會有了私有財產的概念以后，關于藝術品的買賣流通過程也已經揭示了這種屬性。正常的藝術品買賣關系是社會專業分工之后的必然產物，而正常的藝術品市場也是藝術品社會流通的基本環節。而貨幣作為在這種市場環境下的等值交換的中介物，它僅僅是起到一種工具的作用而已。而資本則不同，資本的特征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當把青年藝術家作為商業概念來進行炒作的時候，資本會無窮的追求它的利潤空間。第一波的藝術市場炒作為什么利潤空間已經到了無法延續下去的一個局面？就是因為資本按照它自身的規律已經把市場的利潤空間給無窮地榨干了。所以說，藝術品正常的市場增值與金融資本化的瘋狂炒作和無情榨取利潤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
齊廷杰：那據您了解，其他國家和地區對于“青年藝術家”的培養機制是怎樣一種方式？
吳鴻：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我并不是太了解，但是根據我自己對于去過的一些地方的觀感，最大的不同還是來自于社會文化的不同。在一些西方國家，社會大眾對于藝術家的尊重是發自內心的，他并不以你的市場價格來作為判斷。形成對比的是，國內的情況則是把那些所謂的“成功藝術家”包裝成時尚明星，這是很搞笑的。而在那些對于藝術家有著一種普遍尊重的文化傳統的社會環境中，一個年輕藝術家，即使他的作品可能還沒有市場，經濟上可能還很窘迫，但是他在人格上是與其他人平等的，這樣，社會環境實際上是提供了一種保護年輕藝術家的氛圍。而不像是在國內，年輕藝術家都盯著那些上一代的“成功藝術家”們，卯著勁要成為他們那樣的人，這樣，怎么會有一個良好的創作心態呢？所以，過分的商業炒作機制會有不良的導向，青年藝術家的心理是有一定的焦慮的，這種焦慮來自于比較，把參照系放在那些“成功藝術家”身上了。另外，在很多國家會有一些政府贊助或支持的非經營性的基金會，這種基金會制度會通過資金、場館等方式，給那些優秀的年輕藝術家們以扶持。也正因為它是不帶任何商業色彩的非盈利性質，所以它考量、評估一個藝術家的時候，才可以完全不受商業因素的影響。反之，國內的面前有著資本背景的“青年藝術家”炒作，首要考慮的是這個人的作品是否有商業化的可能性，這樣就會將藝術創作的面貌單一化。
齊廷杰：青年藝術家的成長，不僅離不開老一輩的評論家，也離不開青年策展人和青年評論家。關于這種共同成長，您是怎么看待的？
吳鴻：我歷來的觀點是，評論家不是藝術家的導師，評論家和藝術家應該是一種合作關系。每一個時代的批評家的成長都伴隨著和他同時代的藝術家的成長，任何一個時代的新藝術的發展都是由這個時代的年輕藝術家、批評家和策展人一起來創造的，而他們之間如果簡單地用一種商業的方式來合作，這種危害性對于未來藝術生態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現在的年輕策展人和評論家，他們未來的成長，如果只是簡單地建立在和藝術家的商業合作基礎之上，我覺得對于評論家和策展人的成長也是非常不利的。
齊廷杰：“青年藝術家”的集體亮相會不會呈現出學術層面新的可能性？
吳鴻：能夠代表這一代年輕人整體性的一個態度，或者一種普遍性的風格，我目前還沒有看到，也沒有看到一種趨勢的出現。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一些青年藝術創作現象，在當時普遍的社會情緒下，確實會引起很多人的同感，而現在很多的關于青年藝術家創作的概念性提法，至少不能引起我內心的共鳴。
齊廷杰：關注“青年藝術家”現象，我分析有兩個維度，一種是以基金會投資公司為維度進行操作，比如像“青年藝術家扶持推廣計劃”；還有一種以美術館為維度，像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主辦的“CAFAM未來展”，您認為呢？
吳鴻：對于你說的情況，我了解倒不是很多，但至少就目前能夠看到的公開資料而言，實際上每個活動都有一些所謂的藝術資金來參與。如果著實有一些藝術機構能夠無償的贊助和資助年輕藝術家的創作，那么中國的社會環境之于文化藝術，真是進入了一個非常理想化的狀態，當然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只能用一種“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方式，來推測他們不管是掛著什么的“羊頭”幌子，其實賣的都是商業化資本炒作這塊“狗肉”而已。
齊廷杰：關于對青年藝術家的扶持推廣，您是怎么理解的？
吳鴻：你用什么樣的概念來進行商業運作，只要沒有越過法律或社會公德的底線，別人本沒有權力干涉。但是以一種“披著學術的外衣，或者是一種所謂公益的外衣”的方式，可能會對社會大眾造成一種錯覺，“青年藝術家扶持計劃”言下之意就是說他們所推出的藝術家都是最優秀的，其他的青年藝術家都要以這些人為樣板，是不是這樣的邏輯？所以，你自己的商業運作本來也是一個正當的市場行為，但是不要把這個概念搞大。當你把這個概念放大自己都成為未來的預言家的時候，你就要對這個“預言”來負責的。因為你不可能把大家都當成傻子一樣接受你的本著商業目的的“未來預言”。你說到的中央美院美術館的“未來展”，我也是推薦人，當時就是想試一下他們到底是真正關注年輕藝術家的實驗精神，還是過早地去從年輕藝術家群體的身上帶動商業性的風格？結果我推薦的藝術家基本沒有選上，這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一些問題。
從去年到今年，無論是冠以“扶持”、“未來”、“新銳”等各種不同名目的展覽，他們選出來的藝術家，實際上都是具備了商業運作的可能性。為什么架上繪畫會占那么大的比例？既然談到一個學術的概念，為什么這么多的展覽選出來的藝術家里居然沒有一個做行為的或者做裝置的，影像的比例也很少。我們再看即使是架上的部分，為什么大多數都是那些裝飾性強的風格？這種作品可以代表青年藝術家的未來？我是持懷疑態度的。
齊廷杰：前幾天看到的一本德國的書籍《何謂成功》，里面提到的一個觀點就是，利用經濟學、成功學的那一套理論移植到藝術界領域，好像全世界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我覺得這一點的確是存在著問題。
吳鴻：“資本”的確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發動機，但是“如果一輛車只有發動機，而沒有剎車的話，那么這輛車的結局一定是車毀人亡”。所以一方面我們要肯定“資本”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同時，我們也應該制定一些相關的和必要的法律法規，對它的負面作用進行制約。我認為，我們目前面臨的情況完全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訴求來對年輕藝術家進行沒有控制的、無序的運作，長此以往，藝術界的下場將和那輛沒有剎車的汽車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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