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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種文化表現形式.無論是物質還是非物質文化，都必然存在于廣大民眾的現實生活當中，同時也伴隨社會生活的進程nu演進和發展。民眾社會生活既是物質和非物質文化存在的上壤，也是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發生、發展的“資料庫”和動力源泉。
首先，文化是人所創造的.同時也是為了人而創造的。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是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載體是人，這兩種寶貴的文化遺產的傳承所依賴的一也是人。離開了人.離開了民眾的現實生活，關于文化的議論.必然會是言不及義。只有在民眾的現實生活環境中，文化遺產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才能得到長期有效的保護。
其次.任何文化的表現形式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其內部構成而言，是混元的，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又是與其他多種文化表現形式共生的。對文化遺產的保護不應使之成為“碎片’，或“孤島”。
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將為整體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創造有利條件，提供最佳保障。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是保護工作的發展和深入.可以創造出有益的經驗。這種寶貴經驗將具有世界意義。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指在一個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區域中.有形的物質文化遺產如占建筑、歷史街區與鄉鎮、傳統民居及歷史遺跡等和無形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如口頭傳統、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禮儀、節慶、傳統手工技藝等相依相存.與人們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態環境密切相關，和諧相處。
在英文中，“文化生態”和“文化生態學”都用" cultural ccology"表示。關于文化生態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側重解釋文化變遷的生態學研究和把文化類比為生態整體的文化研究。前者把文化置于生態之中，側重研究文化演變與生態的其他部分的關系；后者把文化類比為生態一樣的整體，雖然也顧及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但是側重在研究文化與社會的關系。該方面的研究一方面為我們提供理論和范例，另一方面為我們提供觀念和方法論的借鑒。
1866年，德國科學家?？藸?E. Hacckcl)提出“生態學’的概念，把生態學定義為研究有機體和它們的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1955年.斯圖爾特為了與社會學中的“人文生態學”和“社會生態學”( social ccology)相區別，提出“文化生態(學)" ( cultural ccology)，研究人類對環境的適應所牽涉的文化的變遷，特別是文化的進化。
斯圖爾特的文化生態學開創性地把研究文化與環境的互動關系的四個取向融為了一體：1，以文化存在于其中的環境來解釋文化而不止于在經濟與地理的結合中解釋文化；2，把文化與環境的關系作為一種過程而不只是相關來理解；3，不是在大的文化區域，而是在小規模的環境中進行研究；4，檢驗生態與多線文化進化的聯系。
斯圖爾特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影響了許多人的研究。文化生態學特別擅長研究特定環境中生計與文化的互動過程。我們從貢達所編輯的兩大冊著作中可以看到這種研究廣泛的可能性。該書匯集了世界范圍的漁業與文化關系的個案和比較研究的成果，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有關以露人博物館的方式對漁業文化的保護方而的研究。環境、生計與文化的關系通過大量同類個案的比較才可能得出規律性和普遍性的學術結論。
1971年，法國博物館學界兩位承前啟后的開創性人物喬治·亨利·里維埃和」幾格·戴瓦蘭提出了 “生態博物館’，的概念.它的內涵與傳統意義上的博物館截然不同。傳統的博物館是將文化遺產搬到一個特定的博物館建筑中，與此同時發生的是.這些文化遺產遠離了它們的所有者，遠離了它們所處的環境。而生態博物館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理念之上，即：文化遺產應該被原狀地保存和保護在其所屬的社區及環境之中。所以，生態博物館不是一個建筑、一間房而是一個社區。它所保護和傳播的不僅僅是文化遺產，還包括自然遺產。由于生態博物館具有傳統博物館所缺乏的性質，并順應了當代人類生態環境保護意識日益覺醒和高漲的潮流，順應了當代要求文化遺產權和文化遺產的解釋權應回歸原駐地和原住民的呼聲，順應了人類要求協調和持續發展的愿望，因而其理論一問世，便迅速在歐洲、拉丁一美洲和北美洲等許多國家和地區傳播開來，成為一種有效地保護文化生態的方式。
20世紀90年代，對文化生態進行保護的理論逐漸傳入我國， 并在引發學術界進行思考的基礎上，開展了相關的探索和實踐。前文提到了對于文化生態”概念的兩種理解：一種是偏重生態學的，把文化所處的生態總體作為研究的對象；一種是偏重文化學的，采取把文化作為一種生態看待的方法，基木上是以文化為研究對象。后者在我國被更廣泛地采用，體現了中國學界的特殊性。西方文化在近代以來沒有經歷強大的外來沖擊(如東方的被殖民經驗)，西方學術術界沒有普遍而強烈的文化振蕩，也較少有文化挫折感，所以這種側重文化的研究對他們不像對我們這么有意義。
文化學的文化生態概念之所以在近幾年被比較廣泛地采用，在客觀上是緣于經濟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的壓力造成了嚴重的文化問題，在主觀上是緣于學界近些年的文化自覺意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1998年，方李莉在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所主辦的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提出了文化生態失衡的問題，她在后來發表的文章中對“文化生態”的意義給予了闡發：“人類所創造的每一種文化都是一個動態的生命體，各種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類似食物鏈的文化鏈，它們互相關聯成一張動態的生命之網，其作為人類文化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都具有自身的價值，為維護整個人類文化的完整性而發揮著自己的作用”基本涵義就是把人類文化本身看作一個生態系統(當然是一個類比于自然生態的系統)，在概念解釋之后，她在經驗層次關懷草根文化的困境，并把這種困境提到了中國的文化生態失衡問題上。孫兆剛隨后發表專文把文化體系看作生態系統一樣的有機體，針對人類的文化生態系統嚴重失衡的危機，論述了建立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必要性。正是文化生態失衡問題的提出，為我們今天以民間文化為對象討論“文化生態建設”開啟了話題。
這種由關懷草根上升到關懷民族國家的文化整體的論述由若干后續的研究所發揮，比如還有學者以生物多樣性對于生態平衡的意義類比文化多樣性的保持對于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價值。眾多對具體門類的專題或者個案研究都采用了這種類比意義的“文化生態”概念，如舞蹈生態學“原生態”民間舞蹈，儀式音樂等藝術類分支學科對特定非物質文化的研究，是把它們與社會生活的大背景看作一個整體，這既是丹納《藝術哲學》所開創的學術傳統，也是新的生態學觀念的具體應用。巴莫曲布嫫把史詩語境、史詩傳統和史詩展演的文化空間看作史詩的文化生態的構成,郝蘇民把語言和生活方式看作少數民族文化生態的最核心部分，傅謹和劉禎等學者在對民間戲曲的研究中，把地方戲的生命力放入民俗生活的歷史中考察,把民俗生活作為地方戲的“生態”，其研究大都是把民間文藝的特定門類所依托的生活或生活的重要方面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態，實質上是關于民間文藝的社會研究,是對本來意義上的“生態學”在人文學科化方面的嘗試。
在實踐層面，各地陸續開展的生態博物館項目也提供了一定的經驗和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1997年10月31日，貴州省人民政府與挪威王國簽署了合作建設梭戛生態博物館的協議，這是中國第一座生態博物館，該博物館的范圍包括梭戛鄉12個村寨，在隴戛村建有資料中心，展示了當地的生活、生產習俗和民間藝術生態博物館的管理，主要以當地社區為主，管理委員會由區級文化及文物主管部門的代表、12個苗寨的公認代表和具有相應資格的管理人員、財會人員組成。另外，還設有科學咨詢小組,由相應的專家組成"在生態博物館理論的指導下，民族民間文化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得到了整體保護，當地人民對于本社區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更高的認識，當地的經濟!教育也得到了相應的發展。隨后，貴州省相繼建立了貴陽市花溪鎮山布依族生態博物館!錦屏縣隆里古城生態博物館!黎平縣堂安侗族生態博物館，初步形成了貴州的生態博物館群，為貴州的民族民間文化遺產的保護提供了有益的經驗。2002年，貴州省政府公布了首批20個重點建設的民族保護村鎮,涉及到苗、侗、布依、彝、水、瑤、仡佬等少數民族村鎮。云南省也從1998年開始選擇騰沖縣和順鄉、景洪市基諾鄉的巴卡小寨、石林縣北大村鄉的月湖村、羅平縣多依河鄉的臘者村、邱北縣的仙人洞村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數民族聚居的自然村寨作為文化生態村。文化生態村的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民族文化生態村成為現實存在的活文化與孕育產生該文化的生態環境的結合體，實現了民族民間文化的原地保護，民族文化博物館，民居博物館等成為典型的展現鮮活民族民間文化的展示區，各類形態的原生態文化得到了較好的保存。在政府領導和專家指導下，當地民眾自行管理，依靠自身力量運作發展。幾年來，民族文化生態村的村容、村貌及水、路、活動場所等基礎設施均有一定改觀,經濟活動特別是旅游業均有較大發展?！对颇鲜∶褡迕耖g傳統文化保護條例》頒布實施后，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村)的建設把單純的專家課題融入到政府的文化事業發展規劃中。廣西、四川、新疆等地也正在進行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規劃，通過生態博物館、文化生態保護村 (寨)的建設，不僅各類形態的原生態民間文學藝術得以較好的保存和延續，同時也促進了當地教育和經濟的發展，在全國范圍內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根據同一性質的區域文化特點，選定傳統文化保存得相對完整，在生產、生活方式和觀念形態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價值觀!民間信仰和諸多具體的文化表現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點的人群聚居空間作為文化生態保護區，給予特別的關注，目的是使這一特定地區傳統的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都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健康的傳承和發展。
目前，我國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方面所作的諸多嘗試，都具有實驗的特點和示范的訴求。這一切都還是剛剛開始，所以，目前所取得的經驗是否具有全國性的示范意義還很難說。
各地的情況發展并不平衡，我所看到的問題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這些問題的存在，對于文化遺產的保護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產生了某些消極的作用，在一個時期里，它的不良后果或許還不明顯，但經過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就很可能對傳統文化造成難以挽回的毀滅性影響"
首先，從根本上說，在一些地方，在保護規劃的制定以及整個項目的實施過程當中，民眾的主體性沒有得到很好的體現。文化保護區的規劃是按照設計者的主觀意圖確定的，其中不乏不實際的想當然的成分。在實施過程中，又不能全面徹底地體現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精神。這樣一來，說得極端一點，就使得保護活動成為在導演指揮下的群體演員的演出，把文化保護和民眾的生活割裂開來，“文化”仿佛是幾滴油珠，漂浮在民眾生活的水面上，僅僅為的是展現給外人看。
其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確地完善地保持傳統的價值觀并使之得以與時俱進的傳承和延續，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核心問題。在經過長期的漠視傳統!批判傳統和否定傳統的聲浪中，我們民族傳承下來的優良的觀念、習俗、為人之道等，一直受到貶損，結果造成了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一切過去的都是陳舊的、落后的、封建的、有害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保護文化遺產首先是要正確對待文化遺產中所存續的價值觀，沒有了尊重和珍愛，也就沒有了保護的內在動因。在一些地方，把保護和彰顯具體的文化表現形式作為要務，忽視修本，沒有在培育文化遺產的正確價值觀方面下大力氣，舍本而逐末，這樣的道路是不可能走遠的。
再次，在很多情況下，文化的整體性沒有得到很好的保持。為了操作的便利，在許多場合，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往往把結構性的對象、把民眾整體性的生活方式分解開來，分門別類，逐個地加以保護，既沒有考慮它們作為文化生命體的歷史發展過程和在現實中的未來發展趨勢，也沒有認真關注這些表現形式及其與生態環境的密切聯系，尤其是沒有把這些表現形式的主體——廣大民眾的情感和欲求等放在保護的中心地位。于是，這些表現形式一經解構式地處理，經過一段時間便會萎縮，失去它的靈魂和本真性，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第四，對文化的過度開發造成了對文化的嚴重傷害。這是大家曾經一再討論的話題。曾經流行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口號至今還有市場，在社會實踐中還占有相當的地位。在很多地方，民眾的生活方式被當作旅游的資源加以推銷，莊重的儀式、禮俗成為日復一日的表演，寄寓其中的民眾情感自然就會逐漸淡化，使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功能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雖然在形式上仍然保持著原來的面貌，但被抽掉了情感和靈魂，被空洞化、異化了：男女對唱的情歌變成了蒼白的歌唱；儀式性的舞蹈成為技巧的展示；莊重的儀式成為戲劇的表演。說句實在話，一些旅游點上青年男女的表演，并不能給旅游者帶來特別的興奮和愉悅，因為在喜慶活動中，廣大民眾的歌舞活動追求的并非是視覺的美，而是心靈和情感的充分展示，任何觀眾都會情不自禁地躍躍欲試，都會無限沖動；這些表演一旦搬上旅游點的小小劇場，便很難與專業團體的表演相匹敵，而在生活中，這些文化表現形式是充分的、純真的、激動人心的，有著無限的魅力。
第五，在一些地方，公共政策和行政部門哪怕是出于保護的善意而作出的不適當的參與和干預，都會對文化生態產生負面的影響。
據此，我認為，在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過程中，應注意把握以下幾項原則：第一，開放性原則。保護區不應成為一潭死水，它和周圍的世界有著密切的聯系，割斷了這種聯系，也就割斷了與發展中的外部世界的紐帶；看起“圈護”的辦法似乎有利于文化傳統“原汁原味”的存活，但把它標本化,也就等同于剝奪了它的不斷延續的生命。第二，發展的原則。作為生活方式的非物質文化，是昨天的實錄，是今天的現實，也是明天的預示。把它固化在昨天，或者鎖定在今天，都是不切當的，也是辦不到的。當然，如何把握其正確的、合乎民眾意愿和事物發展規律的發展方向，是一件并不容易看清和辦到的事情。第三，主體性原則。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核心是生活在保護區內的廣大民眾，動力來自于民眾，目的也是為了民眾，只有一切從民眾長遠和根本的文化利益出發，文化生態保護的目的才能達到，文化生態的保護才能持久。第四，要特別尊重寓于文化遺產中的廣大民眾的價值觀，這是保護文化生態的核心要務，也是這項事業成功的關鍵，更是真正貫徹民眾主體性原則的前提和基礎。最后，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立，乃至于整個物質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都是以政府為主導的。文化生態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牽涉廣泛，其目的在于創造一個有利于文化健康而又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具體的文化表現形式的保護，自然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這并不能概括和替代文化生態的整體保護和有效保護。這項具有歷史意義和世界意義的事業沒有公共政策和行政部門的領導、參與和支持，是難以想象的。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正確和適當地參與"文化建設涉及民族的靈魂，不適當的干預將會對民族之魂造成傷害。只有關心民眾，愛護民眾，一切從民眾出發，從長遠的文化建設出發，十分細心地保護!繼承和發展優秀的文化遺產，特別是正確地保護其文化生態，才能使民族文化的可持續發展達到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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