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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中國文化書院院長王守常出席論壇，總結(jié)了“中國智慧的特征”。
王守常說：“這個時代非常重要，離五四運動一百周年還有一年半，五四運動的政治主題沒有問題，反帝反封建，但反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不是當時的想法，他們內(nèi)心里并不反傳統(tǒng)，可是他們看到兩個條約把對中國文化的自信心全打掉，要向西方學習，要全盤西化。”他認為，思考五四運動對待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這條路線，是否應(yīng)該從歷史的視角去反思這個問題？
“我不是講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這個不僅僅純粹是形式的不同，完全是不同的思維類型，我們只是講中國1949年以后或者從1919年以后流行到現(xiàn)代的思維方式，在1960年代基本上固化了，一分為二，我把一分為二的思考定義為二元對立的思考，最后的價值觀在‘錯’和‘對’中選擇。”
王守常認為，如今大眾的大概思維方式停留在二元對立的思考上，而哲學不是一個真理標準系統(tǒng)，哲學只是一個道理，并不判斷對和錯。“我們長期以來所使用的所謂的哲學概念，是要認真反思的，我們是繼承了蘇聯(lián)的概念，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斗爭史，這個問題不能這么說，哲學不是一個價值判斷的系統(tǒng)，哲學只是一個道理。”
“過去妄自菲薄，現(xiàn)在妄自尊大的中國人太多。”王守常提到，思維方式上可否再回到文化傳統(tǒng)上？“‘中’在《論語》當中出現(xiàn)為恰到好處，過猶不及。但我在《論語》當中看到的‘中庸’不僅僅是這個概念，什么意思呢？中庸是一個至德，是一個最高的道德。”
“《論語》中有這么一段話‘叩其兩端而執(zhí)中’，‘兩端’是指兩個完全不同性質(zhì)的事物，這個‘中’是三，三也是‘多’的意思。當我們研究兩個不同事物的時候，要從第三個角度思考問題。第二段‘執(zhí)中無權(quán)’，從第三個角度看問題的時候，不能有權(quán)變。”
王守常進一步指出，所有的事物存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離開了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它就是荒謬的，否則就“執(zhí)一”落在一邊了。這句話孟子給它做了一個有意思的解釋。孟子說古代的舜王是一個大圣人，雖然他的繼母和兄弟姐妹對他不好，但他努力工作，養(yǎng)活了全家。舜王“娶而不告”，娶了一個老婆不告訴父母，為什么不告訴父母呢？因為“告而不娶”，告訴了就不能娶了，舜在叩其兩端而執(zhí)中，就是從第三個角度考慮問題，那就不告了。
王守常再舉一例：“政寬則民慢”，政策寬泛卻沒有執(zhí)行的細節(jié)，下屬就會變得散漫。“慢則糾之以猛”，嚴格管理會有一個問題，“猛則殘民”，會傷害他的積極性。可是沒有積極性，沒有原創(chuàng)性，這個東西要怎么管理？還得恢復(fù)，還得寬松，所以“殘則施之以寬”，問題是總在兩點上思考問題，不是猛就是寬，從來沒有第三個方式思考。應(yīng)該是“以寬濟猛，以猛濟寬”，如果寬松了還不行，還要在其他條例上嚴厲一點，然后“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最最重要的是政是以和，決定思維方法的是“和”的概念。
“和”的概念最早出現(xiàn)在音樂中，音因序或律而和，五個正音能夠合在一起，那是和，和是強調(diào)多樣性，多樣化的。
“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是一個普遍被討論爭辯的問題，墨子主張‘同’，儒家講是禮知用，禮的根本作用是以和為貴。齊景公和晏子有一個對話，齊景公問，‘我有一個非常喜歡的大臣，這個人叫具，我們倆是和的關(guān)系還是同的關(guān)系？’晏子說，這是‘同’而非‘和’。所以在《論語》出現(xiàn)了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有這樣的胸懷，可以接受不同的聲音，小人是同而不和。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才有新的生命產(chǎn)生，相同性質(zhì)的東西放在一起，就無法繼續(xù)發(fā)展下去，所以‘和’在中國文化里是最最重要的闡釋。”
上海視覺藝術(shù)學院文化研究院院長劉傳銘在論壇上首先提出了“新時代”的定義，“‘新時代’一定不是簡單的時間敘述的原點，它是有豐富的時代特征和人文內(nèi)涵的新時代的概念。”
中國文化的最重要的生命體系的特征是什么呢？劉傳銘認為有這樣一個特征：文史哲不分，真善美一起。中華文明的最重要的特點，有這么一個包容性，這是我們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根脈里面的東西，所以我們首先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認知的出發(fā)點，以此為根。”
劉傳銘強調(diào)：“當下新的歷史時期，如果還是僅僅在思想范圍內(nèi)做工作的話，遠遠不夠，因為當下社會無傳播不文化，人們生活在一個傳播和資訊非常發(fā)達的社會環(huán)境里面，我們要用最優(yōu)秀的思想、學術(shù)成果惠我中華，惠我大眾，否則很多社會性的成果成了專家自己書齋里面的寶藏，真是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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