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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家要有“人文意識”，這在學界應該說已成老生常談。但大家說歸說，對于到底什么是“人文意識”、書法中的“人文意識”應該如何理解，卻未必盡然了于心中。
要說明“人文意識”，我想首先要說明什么是“人文”；其次再談為什么書法藝術對于這一問題如此重視，別的藝術為什么不這樣提（至少并沒有這樣急切、強烈）——也許這樣我們可以看出一些問題。
從字源學角度考察，“人文”的“文”，其本義為花紋、紋理。這是一個象形字。在甲骨文中，為縱橫交錯紋理之形；《說文》也說：“文，錯畫也。象交文。今字作紋。”它具有某種圖像的概括性質，有各種各樣的美感，由此引申出多種相關含義，如美好、優雅、華麗、文明等；并進一步引申出來指稱自然和社會的某些重大事物或現象，所以張懷瓘在《文字論》中說“文”乃“道之煥焉”（“道”的美好顯現）。“日月星辰”是“天之文”，“五岳四瀆”是“地之文”，“城闕朝儀”是“人之文”。“人文”之“文”，比照“天文”“地文”等概念，其立意、主旨應該在“人之表現”“人之展示”；凡是與人相關、表現人的本質、展示人的內在精神的一切事物、現象，包括思想、情感、倫理、道德、審美、藝術等，都是人之“文”?，F代學科分類中，人文學科所涵蓋的，正是這樣一些內容。概括地說，“人文”就是人的精神的外化。
那么什么是“人文意識”呢？
心理學上的“意識”，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心理運動形式，它是人類心靈對外部世界的一種概括反映，具有自覺、能動、社會化等特征。書法藝術理論中所說的“人文意識”，從主體上說，即是指那種自覺的向“人”（人的情感、人的精神）、社會、人本“靠攏”或“介入”的傾向。書法原來是一種實用文字書寫，一種純粹的生活實用行為，完全可以不考慮人的情感、精神因素，而只服務于其“工具”特性。但后來的文人為了滿足情感表現需要、豐富精神生活，“收編”了書法，擴充了書法的“容量”，發展了書法的功能，使中國的“寫字”成為一門與詩歌、音樂、繪畫、舞蹈具有同等地位的藝術。為了保證“文人書法”的文化品格，書法“從業者”必須努力與工匠劃開界限，在主觀上加強寫字的表現特征。我想這就是書法家主體上的所謂“人文意識”的內蘊所在。從作品角度看，強調書法的“人文意識”，那就是從“受體”（創作者是“授予”方，筆墨形式是承載者、受者）角度對同一問題提出要求。增強書法形式對“人”——人的情感、人的精神的表現的“適應性”，拓展其形式寬度和高度，容納更多的心靈、精神因素——包括人的自由與個性以及人對社會做出的各種反應。這應該是“人文意識”的又一內涵要求。機械摹古的作品，其精者視覺上我們不能說它不賞心悅目，但它缺乏書法作品應有的內蘊，缺乏藝術家應該在藝術作品中訴諸視覺的審美表達，因而歷來為史家所鄙夷。
當然，書法人文“意識”“價值”的實現，僅僅強調上述兩方面還是不夠的。因為立足于近代“藝術”的概念談書法，我們已不能把書法的文字排除在外。書法作為藝術，重要特征是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這里創作者既是書法家，同時也是作家、詩人。他抒發情感、狀寫心志，不是單一靠書法或詩歌，而往往是多種“語言”并用，水乳交融，難分彼此。這是文人書法家與寫字匠人的根本不同點。所以我們談“人文意識”，也不能忽略詩、文、思想、哲學等方面的修養。
在傳統社會中，作為藝術，書法擁有與詩歌、音樂、舞蹈等純藝術同等重要的地位；在中國藝術大家族中，書法還應該說是個“大戶”，因為只有它具有思想表達的直接性。但即便如此，書法的地位仍然非常脆弱：我們很少聽說文學家、音樂家呼吁要強化“人文意識”，他們沒有這種焦慮。歷史上有作家提出過“文章合為時而著”（白居易），呼吁增強創作的時代性、社會性和人民性，這是針對當時流行的形式主義、唯美主義創作傾向而發的。沒有人為文學、音樂是否擁有“人文內涵”而擔心，究其原因，大概在于文學、音樂這些藝術門類是先天地就和人、人的思想情感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大藝術”，它們的產生直接導源于人類的情感表現需要。它們沒有游離于人的情感世界之外的純實用的“史前史”；從它們的藝術形態上說，它們也不存在可以游離于人的情感之外的“純實用藝術”的可能性。因而理論家不必為此擔心。書法不一樣，書法以漢字為載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它并不是可以和詩歌、音樂等相提并論的純藝術。而在其實際存在形式中，它始終是和作為生活工具的實用藝術“聯體并存”。書法可以離開情感、離開“人文”而存在，因而，強調書法的“人文意識”，就成為人們維護書法純粹性和提高藝術品位的必要手段。
客觀地說，由于書法藝術是借用了漢字作為藝術載體，而漢字形體美的創造，它整體來看需要作者的學養、思想的支撐與參與；但局部看，就某些具體創作而言，學問、思想、文才并非完全和藝術創造力相等同，在很多情況下，它甚至可以排除情感因素介入。作為一個特殊書寫技能的掌握者，在相當程度上，學問并不直接影響他書法水平的提升或視覺語言的創造（只有在極高端的層面，視覺語言的創造或轉換，非擁有深厚的學養支持難以實現）。這種客觀可能性及其他多種社會原因的存在，就不能不引發部分書家的急功近利傾向：書法家不讀書，除了背幾首古詩，什么“少陵詩，摩詰畫，左傳文，馬遷史，薛濤箋，南華經，相如賦，屈子離騷”（鄧石如《居室聯》），可以完全忽略不計。這種傾向的出現，背離了中國書法的“道統”，也很可能對千百年來由無數代文人苦心經營而塑造的中國書法文化品格、形象帶來損毀和傷害。因而主流文化界加以抵制和排斥，是必然的。
所以書法界揭櫫“人文意識”旗幟，強調書法的時代性、現代性、主體性及博綜合群藝的創作能力（這都是急功近利者不易達到的），守望和維護千年書法的“道統”，這既是時代的呼喚，也是歷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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