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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樣說，改變全球古典音樂產業格局的“音樂會網絡直播”的點子，靈感來自于中國，估計很少有人會當真。但事實的確如此。2006年，柏林愛樂樂團在西蒙·拉特的帶領下巡演中國，履及京滬及臺北。臺北音樂會主辦方在音樂廳外的廣場上豎起了大屏幕，進行同步戶外直播。當西蒙·拉特在音樂會后率眾將走向廣場，迎面撲來的是相當于劇院內觀眾人數十倍的人群傳來的歡呼時，他和許多樂師一樣都受到了“驚嚇”，但更多的是驚喜。打道回府后，柏林愛樂苦心鉆研，如何讓臺北的戶內外同步欣賞場面常態化，如何讓自己的演出“走出去”。兩年后，他們想出了對策，那便是震驚業界的“數碼音樂廳”。去年5月7日，樂團重返亞洲，在臺北的音樂會同樣通過“數碼音樂廳”直播。
一時間，音樂演出網絡直播蔚然成風。芬蘭拉蒂交響樂團、維也納國立歌劇院和巴伐利亞國立歌劇院等財大氣粗的行業翹楚紛紛成立了自屬直播平臺。當有更多的院團表示希望加入這些平臺時，它們給予了無私奉獻和幫助。2015年，歐洲成立歌劇網絡直播平臺，由30家歌劇院加盟，每月推出一部全本歌劇的高清直播和點播，項目試點三年。歐洲歌劇院和音樂廳的老大們在谷歌文化學院的技術支持下，在去年夏天推出這個平臺的升級改造版，全世界的優秀音樂機構都可以在該平臺上分享自己的演出視頻，樂迷則可以在一個獨立平臺上閱盡樂界繁華。
這何嘗不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參考？一直以來，我們的文化走出去以巡演為主要形式，結構單一，模式簡單。院團國際巡演動輒出動百來人，少則幾十人，團隊的衣食住行是一筆可觀的開銷。當然這類巡演往往享受贊助商或政府的專項補助，在經濟壓力上不足以成為負擔。雖然我強烈認同“現場是無法替代也是獨一無二”的觀點，但是，巡演中的演出現場能給當地民眾和社會帶來的影響力究竟如何，往往還是多見諸于報刊記者的“妙筆生花”，而很少深入實在的數據和口碑分析。另外，現場音樂會畢竟受眾有限，以音樂廳座位數“畫地為牢”，以晚飯后三四個小時“守株待兔”，加之中國院團的出國巡演很少能做到常態化和普遍化，進入國外機構的樂季享受打包宣傳推廣的幾率微乎其微，更是局限了我們走出去巡演的意義。久而久之，看似熱鬧非凡的海外巡演圖景下，出現了為巡演而巡演、為經費而巡演、為指標而巡演、為政績而巡演的怪圈。
來自柏林愛樂乃至歐洲樂團的經驗，為走出去提供了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演出音頻和視頻的傳播，其中就包含網絡傳播、介質傳播和移植傳播。事實上，國內院團及演出機構對網絡直播并不陌生，更有大規模平臺集中涌現，承擔了為樂迷輸送大量免費節目資源的重任。雖說網絡無國界，海外人群理論上也可以通過這些平臺收聽、觀看和下載音樂會音頻視頻，但語言交流上還是有障礙的。大多數此類平臺只有中文，缺少或沒有英文版，就是有也是蜻蜓點水裝點門面，極大地阻礙了內容的輸出。因此，諸如中國國家大劇院的“古典音樂頻道”等是否會及早推出英文版，融入國際舞臺，便成為驗證是否對“走出去”有更長遠眼界的明鏡。
在以實物諸如唱片、影碟和磁帶等構成的介質傳播因為海內外發行渠道連接不暢而逐漸渙散后，移植傳播肩負起了對外推廣中國文化的另一重任。我所理解的移植傳播，指的是第三方實物平臺對音頻視頻的傳播。在其中居功至偉的便是“機艙娛樂頻道”，因為對于很多從未踏進中國國門的外國游客來說，對中國文化的最初印象就來自于飛赴中國航班的機艙娛樂系統。
前不久我搭乘了國內航空公司的新型客機，被經濟艙巨大的椅背顯示屏、USB充電插口和魔幻版的舷窗和客艙燈光所吸引。但當我進入英文版機艙娛樂系統的音樂版塊時，頓時傻眼。“古典音樂”類別中竟然沒有一首1976年以后中國作曲家創作的作品，中國管弦樂和歌劇幾乎被忽略了；“民樂”則把二胡改編演奏的流行音樂也計算在內，國內頂尖民樂團諸如中央民族樂團等的唱片在其中全然不見蹤跡。這些航班的機艙娛樂系統，音樂選取片面過時，專輯介紹語焉不詳，曲軌顯示信息不全，和先進的硬件形成強烈反差。
人們常說，一些事物越是重要就越習以為常，比如空氣、陽光和水。網絡及手機的普及化和民航的飛速發展，其實早已構成文化走出去中易被忽略但恰恰極具成效的契機。中華文化當然要隨院團巡演“走”出去，但同時也需探尋多種模式結合并舉，學會“蹦”出去，“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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