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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評彈是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兩個曲藝品種的合稱。這兩個曲種具體是何時何地在何種情況下，被以“蘇州評彈”或者更多地是以“評彈”之語為人所習慣地指稱或者說省稱、略稱、簡稱，很長時期以來，未有明確的解釋。直到2007年，周良先生在其于古吳軒出版社出版的《蘇州評彈藝術論》中，做了明確的解答，指出：“評彈”一語，主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才逐漸被普遍使用的稱謂；之前極少使用，且使用時間及范圍也很有限。2008年10月，他又在其于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蘇州評話彈詞史》的開卷即“規范稱謂”一節，做了進一步前后比照的詳細考述。從中可知，現有材料中，最早使用“評彈”一語的，當為1945年光裕、潤余、普裕三個會社合并之后，所改稱的“吳縣評彈協會”；后來于1949年成立的“上海市業余評彈票房聯誼會”及1951年在原“上海市評話彈詞研究會”“上海市評話彈詞聯合會”及“上海市評話彈詞公會”基礎上改稱的“上海市評彈改進協會”，也采用了“評彈”的合稱。至于這種不很好使的稱謂從此一發不可收而大行其道，在我看來，也與后來蘇浙滬各地普遍建立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聯合演出團體并均以“評彈團”相稱，從此成為蘇州評話與蘇州彈詞主要的演出和活動陣地有關。
而在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發源地蘇州，人們早期將蘇州評彈籠統地習稱或俗稱之為“說書”，并將蘇州評話稱為“大書”，將蘇州彈詞稱為“小書”。至于為何將蘇州評話稱之為“大書”，將蘇州彈詞稱之為“小書”，似乎也無特別權威的解釋。直到1996年漢語大詞典出版社出版的《評彈文化詞典》中，才有了相應的詮釋：“大書”，即“內容多金戈鐵馬、邦國紛爭及公案武俠等一類題材，粗獷豪壯，氣勢宏大，故稱”；“小書”，因“其內容以兒女情愛、家庭生活等悲歡離合的情節為主，與評話題材相比，表演也較恬和纖細，故稱”。以筆者個人的進一步體會，稱徒口講說表演的蘇州評話為“大書”，大抵由于蘇州評話除了擅長說演朝代更替和英雄征戰之類的國家大事與宏大場面，且所表現的多為大人物的大功業與大悲歡，同時也由于其敘說表演講究精氣神勁，氣場動能；而說唱相間表演并有三弦、琵琶等樂器伴奏的蘇州彈詞所以被稱之為“小書”，除了擅長的題材與表現的內容多屬家長里短和戀愛婚姻之類的日常生活即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之悲歡離合與愛恨情仇，同時還有溫婉幽清、細膩雅靜的抒情唱敘與弦索清冷的輕撥慢彈，心凝氣逸，壺里乾坤。
現在關于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研究及介紹，由于合稱的原因，包括歷史上曾經擁有相同的行會組織等原因，在撰述其歷史并闡釋其藝術時，通常依然是“捆綁”進行的，并因此而有多指蘇州彈詞并遮蔽蘇州評話的偏頗趨向。但平心而論，這實在是弊大于利的。因為，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雖然同屬曲藝中的“說書”類型，但畢竟一個是徒口說演的“大書”，而另一個則是說唱相間而有音樂唱腔和伴奏樂器的“小書”，它們在審美創造上的特征及差異也很明顯。且不說各自在形態上存在著有無音樂的明顯差別，就是適宜表現的題材與內容，如前所述，也是各有擅長和特色。好比藝諺所云：“大書一股勁，小書一段情”“大書怕做親，小書怕交兵”。如此這般，設若簡單地將其“捆綁”表述，除卻歸納和抽象一般性即共性的“說書”原理，又怎么能夠全面系統而又深入具體地闡釋其各自不同的特征與規律，并使其研究專精和深化呢？所以，關于蘇州評話及蘇州彈詞的學術性研究，最好能夠分開進行，以便深入開展。囫圇吞棗，胡子眉毛一把抓，終究不是好辦法。當然，在“說書”藝術的一般理論及行業史與行會史等視角的研究中，將其聯系起來，也是可以和必要的。而在各自曲種的意義上進行專精和深入的研究，則分開進行，顯然利大于弊，也是必然的要求。
當然，如果要追究將蘇州評話與蘇州彈詞合稱而為“蘇州評彈”的合理性，也是有的。那就是，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作為“吳語說書”的一對“龍鳳胎”，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像“光裕社”與“普裕社”那樣說書藝人的行會組織。加入這類行會的藝人，既有說“大書”的蘇州評話藝人，也有說“小書”的蘇州彈詞藝人。他們加入這類行業會社，不但可使自身的相關權益得到保障，還可享有投師學藝的一些便利及交流提高的日常機會，同時也會擁有自身行業的認證資質與相應正當的倫理地位。因而，站在行業內外去看待并認知和指稱這類藝術及其藝人，籠統地稱之為“說書”或者合稱之為“評彈”，也便是一種自然的現象。
只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研究和交流的需要，繼續將蘇州評話與蘇州彈詞合稱而為“蘇州評彈”或者簡略地省稱之為“評彈”，帶來的不便會更加突出地逐漸顯露出來。比如，在介紹及研究工作中，如果不區分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就會出現諸如“蘇州評彈音樂”或“評彈唱腔”之類不夠周延的表達，也會存在將之略稱為“評彈”或者“評話”與“彈詞”，而不知道具體屬于哪個品種的問題。因為，同類的曲種或相類的略稱為數不少，不對他們加以準確的區分和具體的表達，就有可能會將“蘇州評話”與“揚州評話”混淆，或者會將“蘇州彈詞”與“長沙彈詞”搞錯。所以，在一般情況下或者具體語境中，將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合稱之為“蘇州評彈”或者簡略地稱為“評彈”以及“評話”和“彈詞”，并無不可，也沒有什么大礙。而要在學術意義或更大范圍的交流意義上使用“蘇州評彈”或者“評彈”“評話”及“彈詞”一類的籠統合稱與簡略概念，則一定要加以注意，否則會帶來負面效果。
對此，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即1961年10月23日和1964年6月9日，程泓與蔣星煜在他們分別于《光明日報》和《羊城晚報》發表的《從文學史上看彈詞這朵花》及《“評彈”究竟是什么？》二文中，就已經敏銳地察覺并指出了這種指稱及運用的“不科學”。周良先生在寫作《蘇州評話彈詞史》時，開卷即談“規范稱謂”，也是出于對“蘇州評彈”或“評彈”一類合稱與略稱，會給有關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研究及交流工作造成諸多不便的一種迫不得已又必須進行的因應。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蘇州評話與蘇州彈詞的稱謂合用及其習指，看來實在該改一改了。
作為現實中似乎可以稱之為“孿生兄妹”或“龍鳳胎”的兩個說書品種，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形成，一般推斷認為是在明末清初時期。或者說得更準確些，是至遲在清初的乾隆年間（1736-1795），就基本形成了。主要的依據，就是當時出現了一批知名藝人，包括擅說評話《隋唐》的季武功、擅演彈詞《落金扇》的王周士、擅演《白蛇傳》和《玉蜻蜓》的陳遇乾和俞秀山等，王周士并留有總結說書正反兩個方面經驗的藝訣《書品》和《書忌》。同時，乾隆時期刊行的一些彈詞刻本中，有許多蘇州方言，包括杏橋主人《新編東調大雙蝴蝶》、三月汪永章序《雷峰古本新編白蛇傳》、嘉一堂本《新編宋調白蛇傳》及署“陳遇乾原稿、俞秀山校閱”的《義妖傳》等。然而，由其中所標諸多演唱曲調是屬山歌和曲牌的情形來看，蘇州彈詞在當時仍處于藝術上的發展變化期，尚未穩定形成后來主要是屬板腔式曲調演唱的“書調”。也就是說，雖然最遲在清代的乾隆年間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均已流行，且擁有比較可靠又令人信服的史料證據，但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在藝術上趨于成熟并穩定而為后來延傳的樣子，時間可能還要靠后一些。
相應地，也還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并且似乎無法解決。那就是，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作為現實中兩個似乎無法被輕易分開的說書品種，到底誰的形成更早一些？或者二者的形成時間差，到底有多大？至今還都說不清楚。這就表明，關于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形成歷史，其實也還存留著諸多的迷霧，需要我們不斷發掘史料，繼續進行探究。
同時，蘇州評話作為徒口說演的“大書”，與說唱相間表演的“小書”即蘇州彈詞等所有的“說書”類曲藝一樣，擅長敘事是其最大的特點和優點，從而與擅長抒情的“唱曲”類曲種及擅長說理的“諧趣”類曲種，有了明顯的區別，即在審美側重上不同。故事性強或者說人物的典型、情節的曲折、語言的生動、細節的引人、結構的巧妙、懸念的眾多等等，是說書類曲種包括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基本的藝術要素與審美特點。說透人情，表清事理，方能引人入勝。為此，不僅需要編織動人的故事作為審美的依托，還要塑造典型的人物，熔鑄思想的魂魄，同時又要分析講評、描繪摹學，天上地下，神仙老虎，舉凡世間所有的事理人情，均需說清講透，所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否則，是無法吸引人、打動人、悅服人、提升人的。這是說書的一般要求。但如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本屬兩個形態各自有別的不同品種，這就使得其在具有說書藝術一般的共性特點的同時，更有著各自不同的自身特點。與蘇州評話的主要是講說表演、評點摹學及通常是屬一個人的演出，從而“講論只憑三寸舌，秤評天下淺和深”不同，蘇州彈詞的表演，除了講說表敘，還有演唱彈奏，不僅可以一個人“單檔”演出，還可以兩個人“雙檔”演出或三個人“三個檔”演出。在節目的篇幅形態上，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雖然都以長篇為主，但蘇州彈詞由于有著彈唱“開篇”的習慣及20世紀中葉以來出現的三至四回書篇幅的“中篇”形式，由此也導致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的相當一部分演員，將彈唱“開篇”和熱衷“中篇”當成了自身藝術的經營主體，并本末倒置地追求彈唱而不夠注重說表，或者將創作的注意力與主要精力集中于書臺上的“說噱彈唱”而忽略腳本的文學創作及對所說內容即“書情”和“書理”的理解把握，乃至一廂情愿地片面追求和迷戀唱腔曲調的風格化營構與流派式創造，從而帶來蘇州彈詞藝術發展的“形式主義”流弊與“技術主義”偏向。重彈唱，輕說表；重開篇，輕長篇；重“技術”，輕“藝術”；重形式，輕內容。一些演員甚至專唱“開篇”，不演“長篇”；只會“彈唱”，不會“說書”。流風所及，一些外地的聽眾，甚至誤將蘇州彈詞的“開篇”小唱，當成蘇州彈詞的典范“常態”；行內某些號稱權威的比賽活動，也將“說書”類曲種的篇幅參與規則和藝術評價標準，混同于“唱曲”類的曲種或者“諧趣”類的曲種，局限于十幾分鐘的篇幅展示及說唱表演的技術考察，無法也不能全面系統地體現“說書”藝術審美評價的核心要素與綜合要求。對此，盡管蘇州評彈學界的有識之士一直都在呼吁矯正，但聲音始終不很強大，需要進一步增強頻率及分貝。同時，也需要同行演員的關切與配合，需要行業組織的細致與清醒，以使他們能夠敞開兼聽的心扉，展現比賽的初衷。否則，再好的理論觀點，再美的學術聲音，如果缺乏謙虛的傾聽，缺少知音的耳朵，也只剩徒勞和遺憾。
為此，急需在蘇州評彈界恢復和重構自身藝術的行業倫理，重樹并確立自身的美學格范。包括讓廣大的從業人員真正清楚和明確：什么是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什么是“大書”和“小書”；明白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各自藝術形態及其保有的審美優長，包括確鑿地明了“大書”與“小書”的差異并正確把握和運用其特色；堅信蘇州評話是通過敘事來抒情說理和展示思想而非僅止于簡單地講述故事，堅信蘇州彈詞是“說書”不是“唱曲”更不是“演戲”；通曉講說敘述是“說書”表演的主體，文學基礎和語言表達是“說書”創作的根本，其余如“起腳色”等等的摹學及蘇州彈詞的彈唱，均是服務于故事的敘述、人物的塑造、情理的闡釋與思想的表達的，是對語言性表達的包裝打扮與潤飾美化。總而言之，要將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兩個曲種的藝術構成與美學表現，作為各自統一而又內在有機的整體，系統理解，全面把握。任何“坐井觀天”的態度和“盲人摸象”的做法，都不能使自己的好心努力真正達到理想的目的。為了很好地達成上述理想，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深入學習并深刻繼承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藝術傳統，通過對自身藝術規律特色及審美優長的深切把握與自覺弘揚，重建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理論自信，重振蘇州評話和蘇州彈詞的藝術雄風。這是蘇州評彈藝術發展的要求與呼喚，也是蘇州評彈學術研究的使命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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