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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初，來到天津大學（北洋）校園，我便給自己一個使命。我要在這座校園里不斷去深化人文的意韻。
為此，我致力將學院“博物館化”，不斷積累文化的存蓄；并不斷組織各種文化和藝術的活動，以增添校園空氣人文的含量。當然，我也更希望在北洋的土地里找到它自身的一些文化寶藏，把它挖掘出來，讓它自身的文脈和血氣通暢，讓它的歷史在今天發光。故而，在十年前建院之時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請蠟像藝術家來為中國第一座現代大學——天津（北洋）大學的創辦人盛宣懷塑像。
三年前我到山東做文化考察，順道去看山東工藝美術學院在濟南西南郊的新校區。院長潘魯生陪我在校園里散步，在他們偌大的校園里居然有一座山。令人更吃驚的是這座山的歷史非同尋常，竟然就是詩人徐志摩當年乘機遇難的那座山。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為去北京出席林徽因關于中國建筑的演講會，由上海搭乘中國航空公司一架郵政飛機，在途經濟南時遇到大霧，駕駛員難辨認方向，最后撞在長清一座不足百米的小山上，機毀人亡。我當初從近代文學的史料中讀到這個悲劇的過程，印象中此山霧靄遮面，陰森不祥，但潘魯生引我去那里一看，卻是山林青翠，風物溫和。這又不禁想起蔡元培先生悼念詩人寫的挽聯：
談話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徑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樂土。
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生臥也可死，死于飛機偶然者，不必視為畏途。
我心因之釋然。
可是，山東工藝美術學院一位年輕人，對徐志摩做過些研究，告訴我徐志摩曾在北洋大學上過學，時在1916年，學習法學，直到1917年北洋大學的法學系并入北京大學，他便隨之去了北大。頭一次聽說徐志摩曾經就讀于我現在工作的天津（北洋）大學，這使我十分汗顏。由此回津后，查閱資料，知道徐志摩曾來京津上學，由于深感當時社會和政治的腐敗，才轉而留學到海外。不管怎么說，由于徐志摩在天津大學念過書，便不由得增添了對這位具有非凡才情的詩人的關切。
前年，我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特意去到國王學院游賞，是因為徐志摩那首深駐中國人心里的名詩《再別康橋》就是在這里寫的。
如今，在劍橋留學的中國學生把這首詩中那幾句人人會背誦的詩，刻在一塊表面平滑的石頭上，放在橋邊，給綠茸茸草地一襯，清新耀目。我忽然心動，好像有了靈感。我站在橋上用手機打給山東工藝美術學院的潘魯生院長，對他說：“何不塑一尊徐志摩像，鑄成同樣的兩座，分別放在我們兩所大學的校園里，一座紀念他之生，一座紀念他之死。”
潘魯生贊同我的想法，請他學校一位富有才華的青年雕塑家來創作。作品進行得很快。這年的初冬我去泰山做挑山工口述史，順訪山東工藝美術學院時，就與潘魯生和雕像的作者討論小樣了。經過反復的修改與深入，徐志摩雕像終于完成。
我喜歡這件作品在寫實的本體上，對人物的身材的修長做了一些大膽的夸張，喜歡作者追求語言的純凈與精致美，喜歡雕像骨子里那種詩人的清靈。應該說，它看似寫實，實際卻是一種意象，一種氣質，一種凝固的性靈。
現在，我把它豎立在校園的一塊樹葉婆娑的綠地上。我不想叫人看出是“刻意”放在這里的。我希望就像一個世紀前，詩人散步或走過這里，偶有所思，步履稍停。但這一停，就永遠停在北洋的文化史里了。他一定會對今天校園的學子們有所觸動吧。
確實，我把太多的心血放在北洋這塊土地上。我不求回報，只望它土沃木長，葉碧花鮮，碩果結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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