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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時候，我還是一個7歲的小孩。我是冀中保定高陽縣人，我的大堂兄犧牲在白洋淀，抗日戰爭期間鼎鼎大名的雁翎隊他是組建者之一。大堂兄是個知識分子，會畫畫，會作詩，當時他是高陽縣、新安縣的黨委書記兼游擊大隊的政委，雁翎這個名字還是他起的，后來他調任晉察冀第八分區冀中九地委做了民運部長。1942年9月回到白洋淀，在殷家甸蘆葦蕩里開過一次干部會議。后來由于叛徒出賣，他在半夜里被敵人包圍了，他帶著警衛員抵抗到最后，用最后一顆子彈把自己打死了。他叫侯建民，當時改了名字叫侯卓夫，白洋淀的紀念館里有他事跡的介紹。
1942年的大掃蕩非常殘酷，我的大伯父是一個老黨員，我們隔壁就是司令部，我只知道警衛班練兵排隊出操很好看，別的都不清楚。那個時候我的外祖父已經癱瘓了，別人抬著他在路上走，跟日本人遭遇，就被活活地開了膛。那時候不只我們一個家庭是這樣。這些血淋淋的事情讓我們怎么能忘記？這就是抗日。我的哥哥是學土木工程的，為了抗日步行過了黃河，最后在重慶考入了空軍，到印度和美國受訓，剛剛要畢業，日本就投降了，別人歡天喜地瘋狂地慶祝勝利，他們卻抱頭痛哭，因為沒有打到日本鬼子。
當時我很小，是個地下黨員，我們在草叢里學習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延安魯藝的作品我在新中國成立前就看過了，當時徐悲鴻說延安出了一個大畫家，說的就是古元。我們這一代人繼承著延安開辟的陽光燦爛的面向時代、面向人民的嶄新藝術傳統，是在中國美術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新文化、新美術的感動之下，開始了各自的創作生涯。我們這一代人在藝術本質這個問題上，作為老兵從來沒有動搖過，任何的蠱惑和胡說八道都影響不了我們的信念。我們堅信藝術無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和平年代，都應該承擔靈魂工程師的作用，承擔作為文化大軍的責任。
現在國家博物館里有我的一件作品，就是《血肉長城》，中間部分是一個中國軍人抱著日本鬼子跳崖，日本鬼子的頭我畫成了一個骷髏。去年我又畫了一幅畫，表現的是慰安婦，我做了照片和畫的組合，周圍都是歷史照片，畫跟照片是呼應的。我為什么這么做？因為安倍晉三說沒有慰安婦這回事，我是用畫來回答日本人。這是歷史，這樣的歷史他們居然敢否認！
最近我在策劃啟動一個項目，就是在哈爾濱建立一個東北抗日聯軍的全景畫，這部作品跟一般的全景畫不一樣，觀眾可以坐著森林小火車從密林深處出來轉，越轉越寬，這里有指揮部，有休息所，有戰地醫院，還有少年營，最后是一個大戰場，最后的最后是跟趙一曼告別。趙一曼是一座雕塑，大家可以集體合影。出來以后觀眾就會覺得，抗日聯軍太了不起、太偉大了！為什么我要這么做？前幾天我的一個學生給我裱畫，他提到他的兒子對他說，有抗日戰爭這回事嗎？他自己覺得這個兒子腦子出問題了。我現在就有所警覺，我們的下一代會不會忘掉我們的歷史？所以我們作為美術家，責任就是要通過我們的畫筆，讓下一代真實地知道那段歷史是怎么回事。
我們作為文藝工作者的責任就是要正確地、實事求是地反映歷史，反映偉大抗戰，要反映為什么說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如果沒有共產黨，中國早就亡國了。歷史非常清楚，就是一些“80后”“90后”不相信，我覺得文藝工作者面臨著怎樣讓我們的后代了解歷史的重任。下一代人必須要真正地了解歷史，了解我們幾千年的文明，了解一代一代人為什么前仆后繼地犧牲，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從情感上成為中國人。這是我們的歷史使命，是我們作為文藝工作者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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