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云翱日前在接受中國日報網專訪時表示,我們應該建立專門的博物館,以便更好地展示世界遺產的價值。
申遺規定對中國不公平
賀云翱目前正在主持中國明清城墻聯合申遺項目,涉及到江蘇“南京城墻”、陜西“西安城墻”、湖北“荊州城墻”、遼寧“興城城墻”、湖北“襄陽城墻”、浙江“臨海臺州府城墻”、安徽“壽縣城墻”、安徽“鳳陽明中都皇城城墻”、河北“正定城墻”、河北“宣化城墻”、福建“汀州城墻”、河南“開封城墻”、廣東“肇慶城墻”、安徽歙縣“徽州府城墻”、貴州“福泉城墻”等15個項目。
賀云翱說:“這些申遺的城墻遺產都在今天的城市中,跟周邊的建設、城市的發展、市民的生活關系密切,存在著如何處理保護和建設的矛盾、如何協調周邊環境和不同社會利益訴求、如何指導保護方面的技術性工作等問題。”
他指出,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事業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對于已經成功申遺的,以國家文物局為代表的職能部門經常進行檢查、監督,同時組織一些必要的會議、組織專家進行現場評估、建立日常安全監測系統等,以確保世界文化遺產的安全。另一方面,各地政府申報的積極性都很高。目前,已經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的項目有40多個,對于其中的每一個,各地政府都很重視,體現在對世界遺產申報主體的保護和修復、環境的改善和監測、學術研究等方方面面。
不過,中國的申遺工作也面臨著一些難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規定,從2018年起,每個國家每年只能申報一項文化遺產或自然遺產項目。賀云翱說:“這樣的規定可能對中國不太公平。雖然說國家不論大小都是平等的,但是國土面積和保存的文化和自然遺產數量是呈正比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考慮國土面積,堅持每個國家在申遺項目上的絕對平均,對中國而言是不公平的。”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中國申報世界遺產的過程也是不斷地提高遺產保護和利用水平的過程。“通過申報,能讓相關城市,無論是政府部門、專業機構還是居民,都認識到世界遺產的申報標準和要求,認識到有這樣一項重要價值可以呈現給世界。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過程,”他說。
建議建立博物館
賀云翱指出,一些申遺地方還缺乏專門的高水平的博物館建設,不能很好地展示、闡釋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要想讓老百姓看懂世界遺產,了解其凝結著哪些獨特的智慧、創造力和核心價值,需要借助博物館的陳列展示,”他說。
賀云翱進一步解釋道,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項目不少為土遺址。相較于歐洲的石建筑,其觀感性較差,保護的難度更大,深受地下水、空氣、陽光、溫度、濕度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如果是石頭建筑,多長、多寬、是什么結構、柱子在哪里,都是一目了然的。可是土遺址不同,一般人根本看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我們要借助博物館,對它進行復原,把平面布局、結構、內涵等原原本本地展現出來,讓觀眾有一個整體、鮮活地理解。然后,他們再走進遺產現場去感受,就能想象出土遺址原來的整體及單體的結構,明白這個地方雖然是遺址但卻有重要的世界性意義,”他說。
非遺保護和傳承任務艱巨
賀云翱認為,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中還有許多要解決的問題,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中尤為凸顯。
他說,“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在基層落實還不到位,許多市、縣、區缺少專業機構、專門人員和經費保障,工作還停留于表面,深入程度不夠”。 “二是社會力量參與非遺保護傳承工作嚴重不足,與法律所規定的國家鼓勵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設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場所和傳承場所,展示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要求相去甚遠,”他表示。三是一些地方非遺傳承人的監督、管理、退出工作不到位。甚至有的傳承人利用“傳承人”身份壟斷非遺資源,或僅為自身謀利,忘記了法律中確定的傳承責任,不僅沒有帶動所在非遺項目領域的保護傳承發展工作,從長遠看,還會嚴重影響到相關非遺項目的保護傳承。
賀云翱遺憾地指出,與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力量相比,非遺的研究大多還處于空白狀態,法律中有關國家鼓勵開展非遺相關研究的要求還未得到有力落,有關工作需要加強。
“當然,在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事業還是新興領域,需要一個探索和完善的過程,相信我國的非遺保護傳承發展事業會越來越好,”他說。